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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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一）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國軍整體兵力的調動與準備，皆以華北為重心。整個作戰戰略乃是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團的設計（註1）以及1937年參謀本部擬定的年度國防計畫，（註2）在華東沿海以部分兵力防敵登陸，主力則進至黃河以北，於天津─北平─張家口之線抵抗，並覓機越過長城進入察哈爾，威脅日軍側翼；若戰事不利，則逐次撤退至預定陣地，拉長日軍補給線，分薄日軍兵力，以空間換取時間，進行持久抗戰。8月7日國民政府最高層級的國防聯席會議中，軍政部報告兵力配置，計畫要在華北及鄰近地區投入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75～80個師），而上海、杭州方向兵力僅佔十分之一（10個師）；彈藥油械儲備的三分之二將支應江北，三分之一留於江南。（註3）空軍也在8月初根據《冀北作戰計畫》將作戰主力第2、第4、第9大隊以及第5大隊部分調往長江以北，多數集中於河南，準備襲擊華北日軍航空兵力，並支援地面作戰。（註4）

這個以華北為主的戰略及準備，在8月13日後因上海戰事的爆發，漸漸被放棄。作戰焦點轉於長江海口，空軍主力緊急南調，陸軍單位也逐次投入松滬戰場，最後在松滬戰場上投入高達70個師以上的兵力（註5）。鏖戰三月之後，松滬全線敗退，最重要的經濟策源地江浙不保，僅內遷了155家工廠（註6）；日軍更突破江陰要塞，沿長江長驅直入，攻陷政治重心所在的南京，產生嚴重政治效應。由於兵力轉用於上海戰線，國軍在華北作戰缺乏後繼兵力支援，也在同時期節節敗退，逐次抵抗的計畫更無法執行。

上海戰事的啟始相當突然，早期對抗戰史官書的敘述通常將其歸諸於日本野心，於8月13日先挑釁攻擊，國軍才予以反擊。（註7）後來隨著史料逐漸公開，才知道是由蔣中正在8月11日21時下令在「吳福線」待命的張治中部隊向上海郊區推進，張治中的部隊卻冒進至市區閘北、江灣一帶，緊臨公共租界日軍警備區設置陣地，爆發衝突勢所難免。8月13日夜，蔣中正下令張治中發動拂曉攻擊。（註8）這個進攻的目的，本僅是以優勢兵力快速掃除在上海租界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駐軍，然後封鎖海口、阻敵登陸，（註9）不料初戰不利，在租界外圍膠著，之後規模滾雪球似地擴大，終演變成雙方投入共上百萬人的松滬會戰，反而影響到國軍在華北主戰場的戰局，更讓經濟、政治重心提前在短期內重創失陷。德國顧問團即指出國軍指揮當局在發動前恐未慎思上海戰事是否可能擴大，並惋惜原先計畫中頗有勝算的華北攻勢因此無法實施。（註10）由此看來，早期抗戰史官書稱上海戰事因日方挑釁而起，恐怕除了維持抵抗侵略的正義性外，另一方面也是避談影響主戰場戰局的問題了。

國府遷台後，時過境遷，可能是為了粉飾蔣中正的領袖形象，官書開始出現「誘敵東來」的理論。學者李君山指出，如1952年張其盷的《黨史概要》、1956年胡璞玉的《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等，認為蔣中正「誘敵東來」，迫使日軍將「由北而南」的方向改換成「由東而西」的仰攻；蔣緯國在1970年代更將其發揚光大成「軸線移轉」的學說，宣稱日軍佔領平津後將以主力沿平漢路迅速南下武漢，控制中國心臟地帶；而蔣中正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對上海攻擊，迫使日軍變更作戰軸線自東向西，打破其「速戰速決」的戰略。（註11）

由於時代因素，此說在1970～1980年代喧囂一時，不少官方學者更宣稱此軸線移轉在戰前就已定下，並歸功於蔣中正，認為是抗戰關鍵戰略決策。但是，在解嚴之後，此官方「顯說」開始面對兩岸學者的質疑，質疑焦點在於此說沒有引證有足夠信服力的史料。對歷史的敘述如果缺少有力的史料為證，那只能稱為「學說」、「意見」、甚或「信仰」，不足以稱為史實。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余子道在1992年時即指出：「……就目前已經披露的臺灣方面的書刊來說,無論是蔣緯國、徐培根將軍,或是吳相湘、李雲漢教授,在他們的有關論著中誰也沒有提供過任何確鑿可信的史料,足以說明蔣介石和南京統帥部在當時就已作出了誘使日軍改變作戰方向的決策。蔣介石本人,以及當年在南京最高統帥部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又始終參與最高決策的何應欽將軍和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將軍,在他們的全部有關抗日戰爭的論著中,也從未披露過這一事關全域性的重大決策形成的史實材料。至今,臺灣方面也沒有公佈過任何一件說明這一決策形成過程的檔案材料,足以令人置信。」（註12）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君山在1997年出版的《上海南京保衛戰》中亦認為「軸線移轉說」缺乏可靠史料：「……這種說法所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並沒有什麼史料可以證明，蔣委員長發動上海戰役的動機，是為了要引誘日軍東來，改變敵人的作戰軸線。事實上，遍查戰役進行當時，蔣委員長所下達的各項指示、手令、乃至講詞，從未提及『誘敵東來』的想法。」（註13）。

儘管已經有這些質疑，近年郭岱君《重探抗戰史》及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以及張鑄勳的論文〈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註14）等仍持此說，也嘗試提供一些新的「史料」。不過，他們的「史料」或是重述與1980年代雷同的少數回憶錄（陳誠、張發奎），又或使用某些個人隻言片語進行引伸解釋，頗有曲解斷章之嫌；更重要的原始檔案，如上海開戰直前有與此相關的公文、會議紀錄、手令、信函等，與決策形成過程息息相關的史料，依然付之闕如。

也就是說，「軸線移轉說」出現已近50年（1970年代中期至今），倡導此說的學者卻仍然無法提出與此重大戰略決策相關的原始檔案材料的「文字蹤跡」（paper trail）。而近年出現的更多當年原始史料，卻對「軸線移轉說」更加不利。

例如，年輕學者蘇聖雄考察1936～1937年間及松滬會戰前期陳誠的信函、演講、文電、日記，發現陳誠當時主張國軍主力在華北作戰，而非其在多年後回憶錄宣稱的在上海「誘敵東來」，兩者有相當的落差。（註15）更在深入分析當年參謀本部與德國顧問團擬定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其執行後，指出其要旨為在華北及沿海採攻勢防禦，戰事不利後轉為持久戰向西轉進，並未謀劃主動移轉日軍的作戰軸線。而蔣中正雖有許多政略決策，但軍事部署大體依照二十六年度國防計畫甲案而行，並不是臨機決斷。上海戰事之發展為最大規模會戰，乃至戰局發展，實非戰前計畫所致。（註16）

筆者近年對於「軸線移轉說」所謂的史料也稍有研究，經過比對，發現多半都難以作為確鑿的史證。在此將以一系列短文逐一檢證，討論其做為史證的缺陷；雖然「證有易，證無難」，但若「軸線移轉說」依據的史料都有問題，那麼「軸線移轉」之不存在，不辯自明。（待續）

以下為將逐步討論的子題，稍安勿躁。

• 「軸線移轉說」探疑

◦ 軸線之北南東西：歷史經驗VS現代海權

◦ 1937年日軍「快速部隊」、「機械化部隊」何在？

◦ 川黔西南做為大後方＝／＝東西軸線

◦ 過度引伸的史料

• 「軸線移轉說」引用史料細探

◦ 蔣中正

◦ 陳誠

◦ 張發奎

◦ 徐永昌

◦ 法肯豪森

◦ 蔣百里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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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01：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第15~18頁。

註02：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1937年1月），第3～23頁。

註03：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國防聯席會議紀錄〉（1937年8月7日），第287～296頁。

註04：《空軍抗日戰史，第一冊》，第7～9頁。

註05：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附錄一「京滬地區作戰」參戰部隊一覽表〉，第293～298頁。

註06：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84～285頁。

註07：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第16頁。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松滬會戰（一）》，第1及15頁。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第五冊》，第1046頁。

註08：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59～64頁。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上海作戰日記〉（1937年8月13日），第410～411頁。中國政協，《八一三松滬會戰》，第19～20頁。

註09：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第7及14頁。

註10：滕昕雲譯，《松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第90及95頁。

註11：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61～265頁。

註12：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2 年第3期，第7頁。

註13：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65頁。

註14：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五十期（2016年12月），台北：國史館，第97～146頁。

註15：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3期（2018.12）。第123～138頁。

註16：蘇聖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出其實踐（1929-1937）〉，《新史學》第31卷3期（2020.09），第129～198頁。

#軸線移轉說 #松滬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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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二）

「軸線移轉說」論述探疑（之 1）

除了缺乏史料之外，「軸線移轉說」的論述更有許多缺陷。其原因是這個學說本就是人為的創造，不是歷史的客觀發展，即使經過層層的加工，也很難自圓其說。其論述的基本缺陷有：

1. 缺乏對敵我能力的分析
2. 缺乏對現代戰略的思考
3. 將最後根據地東西對峙的構想強解為主動沿長江誘敵東來
4. 不符合實際歷史演變的過程

1、缺乏對敵我能力的分析

一旦發生戰爭，日軍利在速戰速決，而國軍則需以空間換取時間，進行持久戰，將戰事拖下去。這個大戰略在盧溝橋事變前已是國軍高層的共識，沒有爭議。

但是日軍有沒有能力速戰速決？如何速戰速決？在「軸線移轉說」中毫無分析討論，卻直接認定國軍在華北平原上不堪一擊，無法堅持。

「軸線移轉說」論者有稱：「日本的機械兵團在華北平原暢行無阻，能輕易南下武漢，把中國一切為半，中國最精華的地區盡入日本之手，這場仗就很難持久，而武漢在短期間內就會失陷。」（註17），更甚者甚至聲稱七七事變後，日軍在華北從北向南：「....其快速部隊一兩個星期就能打到武漢，將中國攔腰截為二段。」（註18）

這些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憑空想像，既不符合國軍高層在盧溝橋事變當時對己方在華北作戰採攻勢防禦，勝則對峙、敗則緩退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略想定，更不符合歷史上日軍的軍事能力。

回溯史料。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在 1935 年 8 月 20 日提出建議書，反對原本在中日戰啟時北、東兩方向早早後退純以距離防禦的想法，主張應該前進並採取攻勢防禦。（註19）經過兩個月的討論，法肯豪森這個主張獲得國軍高層的首肯，國府參謀本部開始訂定以華北為主戰場的作戰計畫（註20），最後在1937 年初定案成為〈二十六年度國防計畫（甲案）〉。（註21）在松滬戰役直前，除了前述 1937 年 8月 7 日全國最高國防聯席會議以華北為作戰重心的報告外，法肯豪森、蔣百里、陳誠等更向指揮當局直接敦請在華北作戰（註22）。到了 8 月 20 日，即使上海已經開戰，軍委會大本營頒佈的戰爭指導方案及作戰指導計畫，仍以第一戰區（冀魯豫）為主戰場正面，第二戰區（晉綏察）為主戰場側背。（註23）德國軍事顧問團更在役後呈遞給德國陸軍總部的報告中聲稱原本國軍對華北的攻勢計畫「有希望／頗有勝算」，卻因戰爭指導重心變換至華中而無法實施。（註24）

也就是說，歷史當事人對於在華北進行攻勢防禦並轉為持久戰有相當程度的信心，「軸線移轉說」論者卻在沒有任何詳細分析之下，一句話就推翻眾多當事人的主張，認為國軍在華北無持久抵抗之力。

除了避談國軍高層在戰事直前的主張外，「軸線移轉說」論者也避談日軍的實際能力。做為歷史研究者，至少也應該找出日方的史料，列舉一下 1937 年時日本陸軍機械化和摩托化程度如何，其機械化部隊是何番號，兵力幾何，為何能輕易地突破國軍雲集的重兵、直下近千公里快速抵達武漢？「軸線移轉說」論者完全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卻僅是重複地搬弄如「快速部隊」、「機械化部隊」、「機械兵團」之類既不定性更不定量的名詞，在學術嚴謹度上有很大的欠缺。

實際上，1937 年時日本陸軍摩托化程度極低，全國十七個師團都是純粹的步兵師團，編制內僅有寥寥幾輛小汽車及摩托車，既無卡車，也無戰車，不管是火炮還是輜重，都是靠輓馬及馱馬來運輸。（註25）若有使用卡車的需求，還需向軍和方面軍直屬的兵站（相當於美軍的 supply depot）申請自動車中隊來支援。1937 年 10 月 10 日，日本華北方面軍所屬兵站下僅有 23 支自動車中隊，（註26）這些中隊編制有 50~70 輛 0.75 噸~2 噸卡車（數量與噸位成反比），估計卡車總數不到 1,500 輛。其中許多還是臨時動員徵用的民用卡車，不耐戰場使用。整個華北方面軍八個師團共 30 萬兵員的後勤補給，都是靠這些卡車來維持，不時還要支援各師團的野戰機動需求，可說是疲於奔命。它們要負責山東、河北、熱河、直至察哈爾這寬廣戰線上的補給運輸，又如何能編成大規模的「快速部隊」奔襲千里？

當時日本陸軍唯一成建制的機械化部隊是關東軍所屬的獨立混成第 1 旅團，含兩個戰車大隊（營），一個摩托化步兵聯隊，一個摩托化砲兵大隊，人員 4750 人，車輛 744 輛。（註27）蘆溝橋事變後以一個戰車大隊留守，旅團主力（官兵 3,401 人，車輛 610 輛，含戰車、輕裝甲車約 60 輛）參加了對大同、太原、和察哈爾的作戰，（註28）但因戰果不彰，旅團在 1938 年被解編。

另外從日本本土動員了兩個戰車大隊（編制各約 45 輛中戰車，30 輛輕裝甲車）及七支獨立輕裝甲車中隊（編制 17 輛輕裝甲車）至華北作戰。淞滬戰事開始後，日本又動員一支戰車大隊及兩支輕裝甲車中隊至上海作戰。（註29）這些裝甲單位和機械化單位並未集中運用，都是根據日本陸軍步兵至上的教令準則，分散配屬到少數幾師支援步兵，直接受第一線步兵指揮官指揮。（註30）它們僅能增加少數師團對局部戰場的戰術優勢，卻無法構成戰略上的碾壓。

以實際戰史為例。在 1937 年 9 月下旬平型關戰役期間，日本第五師團（所謂「坂垣師團」）配有 5 支自動車中隊。林彪的第 115 師在平型關戰鬥中伏擊重創了兩支日本輜重隊，一支是由屬於華北方面軍的兩支自動車中隊組成，另一支是第 5 師團 21 聯隊自己的馬輓行李隊。而自動車中隊之一的第 87 中隊三天前才剛被配屬支援第 21 聯隊，將其第 3 大隊分梯次運到平型關口，沒有能力一次機動到位。（註31）

一些國府官書常常稱日本第五師團為「機械化師團」，並不正確。該師團雖然受到重視，會被配屬較多的裝甲單位與自動車中隊，但也無法達到以全聯隊（團）乘車機動的程度。它要到 1940 年底時才在越南將其馬輓砲兵聯隊摩托化。（註32）也即是說，即使是此赫赫有名的第五師團，在中國戰場上的運動能力仍然受限於步兵、馬輓砲兵及馬輓輜重車的運動能力。

那麼，日本師團的運動能力如何呢？日軍教令準則規定是：單日行軍因狀況不同，速度不定。但當多日連續行軍時，其平均速度是：自動車中隊一日行軍距離 100 公里，純乘馬騎兵單位 40～60 公里，各兵種混合的大部隊一日僅行 24 公里。（註33）這個標準是經過多年演習訓練後得到的經驗數字，並非無的放矢。當然，是在無敵情時的速度，若有敵情或戰鬥，只會更慢或停滯不前。

很明顯地，從以上分析看來，華北日軍所屬的少數裝甲單位以及卡車單位，不足以在廣大的華北戰場構成重大威脅，當年國軍高層聚焦華北，自有其對情報的掌握與對情勢的研判。後世學者並未提出任何相關的軍事資料及分析，卻誇誇而談日本機械化部隊的威脅，合理乎？

（待續）

註17：郭岱君，《重探抗戰史》（一），第 188 頁。
註18：郝柏村、何世同，《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第 114 頁。
註19：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1935 年 8 月 20 日。
註20：徐永昌 1935 年 10 月 15 日日記。很遺憾地，此則史料往往被掐頭去尾，斷章取義成「誘敵東來」的重要證據，多有引用。見後文分析。
註21：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 上冊》，〈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 ・ 1937 年 1 月），第 3～23 頁。
註22：法肯豪森：見 1937 年 7 月 20 日徐永昌日記；蔣百里：1937 年 7 月 18 日及 8 月致蔣中正信函，國史館典藏號：002-090200-00280-009 及 002-080103-00048-001 之第 13～15 頁；陳誠：1937 年 8 月 3 日及 8 月 7 日致蔣中正電文，國史館典藏號：008-010101-0001-104 及 002-080200-00486-029。
註23：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 全戰爭經過概要（一）》，第 ・ 81～87 頁。很遺憾地，此則史料被蔣緯國總編的《抗日御侮﹒第三卷》（第 100～101 頁）刪改成將主力集中在松滬，多有引用。見後文比對。
註24：傅寶真譯，〈德國赴華軍事顧問關於八一三戰役呈德國陸軍總司令部報告（續完）〉，《民國檔案》1999年 3 月，第 64 頁。滕昕雲譯，《松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第 95 頁。
註25：見《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畫令同細則》內各級部隊詳細編制表。
註26：北支軍兵站監部，《北支軍兵站監部行動詳報 第四期》， ・ JACAR: C11111443400，第 15~17 頁。
註27：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107~108 頁。
註28：《獨立混成第 1 旅團（酒井兵團）行動摘要──昭和 12 年 7~8 月》，JACAR：C11111130900。
註29：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 086 卷・中國事變陸軍作戰＜1＞》附表第二、各方面軍、軍戰鬥序列表。
註30：日本陸軍，〈戰鬥綱要〉，1929 年，第 12、16 頁；收於收於日本陸軍《步兵四書》。
註31：姜克實，《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第 71~77 頁。
註32：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 099 卷・陸軍軍戰備》，第 298 頁。
註33：日本陸軍，《作戰要務令：綱領，總則及第 1 部》，第 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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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三）
「軸線移轉說」論述探疑（之 2）

2、缺乏對現代戰略的思考

「軸線移轉說」誇大日本陸軍機械化部隊威脅的另一面，意味著其並未對現代戰略有足夠的思考，更未對歷史當下的戰略考量有深入的分析。最常見的是以中國歷史上異族入侵從北而南的路徑為證，完全不顧及歷史的經驗是否適用於現代軍事。

典型的論述如：「……把主力五十多個師集中到華東，利用湖沼複雜的地形，對國際觀瞻所繫的政略要區——淞滬，主動發起猛烈的攻勢。這改換作戰正面的大會戰，在吳淞、江灣、瀏河一帶，經過三個月的寸土必爭，迫得敵人將『由北而南』歷史上有利的作戰軸線（如像元朝對南宋的作戰、清朝對明朝的作戰），改變成為『由東而西』不利的仰攻態勢。」（註34），其它這種以歷史上外族入侵路徑為例的論證屢見不鮮。

歷史教訓固然值得借鏡，但也需要審視是否真的可以應用在當下的討論的題目。首先，中國歷史上外族入侵從北而南的軸線，並不是因為對其有利，而是因為相對地理位置的關係。遊牧民族在北方內陸草原發展壯大，經由陸路由北而南本來就是自然的選擇，甚至說是唯一的選擇，何論有利不利？而若深入檢視歷史，會發現若非中原王朝因為種種原因自行崩潰，只要能夠組織稍有規模的抵抗，外族南侵通常會耗時良久。

明朝因田土兼併、賦稅負擔過重，已經民怨沸騰、流寇四起多年，早已瀕臨崩潰。等到清軍攻陷北京，分兵南下時，沿路幾乎沒有遇到抵抗。沿著山西一路追擊李自成的清軍勢如破竹，沿途官員幾乎都是開城投降，因為這些官員在李自成率兵北上的時候早就投降過一次，「城頭變幻大王旗」對他們來說是駕輕就熟。南下江南的清軍起初遇到的抵抗也不多，直到雉髮令再下，才有激烈的反抗。

而蒙古滅宋一點也不快速，反而比蒙古滅其它國家更久，前後三期共 44 年（1235～1279 年），其中作戰時間約 22 年。第三期即最後一期耗時 11 年，單單圍攻襄樊就花了 5 年（1268～1273 年）。取得襄陽後，元軍以新訓水師從漢水入長江順流東下，僅僅 3 年就攻下了南宋首都臨安（杭州）。

更近一些的還有太平天國。太平軍在 1852 年 12 月底～1 月初攻下武漢三鎮，俘虜萬艘江船補入水師，隨即順長江而下，3 月 19 日即攻佔南京。

更近的 1871 年時李鴻章曾論：「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而近代「東南海疆萬余里，各國通商傳教，往來自如，……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特，工力百倍，又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註35）十九世紀的李鴻章尚且知道面對的是由近代海權及工業化帶來之變局和強敵，不料一個世紀之後的「軸線移轉說」卻還以曲解 700 年前的歷史教訓為證，對現代海權戰略理論欠缺思考。

近代海權興起後的戰略思考，並不僅僅限於海洋，更延伸到可以從海洋進入的內陸水道。美國海軍戰略學家馬漢在其《海權論》中強調，水上交通總是要比陸路交通要容易且價廉；在戰亂頻繁、道路稀少糟糕的時代，水路運輸有明顯的優勢。十七世紀荷蘭商業盛極一時，並不僅僅是靠其海上航運，也歸功於它擁有無數的平穩水道，能夠廉價且容易地通往本國內陸及德國。（註36）

馬漢更在《亞洲問題》中再三提及長江的重要性，他指出：「長江還為海上強國提供了進入內陸的漫長通道。戰艦可溯江航至離海 230 英里的南京，而具有相當戰鬥力其它軍艦則可到達還深入 400 英里的漢口，廣泛用於美國內戰的淺水砲艇更能駛至離入海口 1000 英里的宜昌。」（註37）他更強調：「海權在（中國）中部長江地區能最穩固地存在。海輪可以航行至離海 600 英里遠的漢口，再裝上貨物開往世界上的任一個大港口。這個事實有力地說明了長江流域的意義，……我們在遠東的注意力目前是集中在長江地區。」（註38）

1937 年時，中國陸軍在裝備訓練雖然不及日本陸軍，但是中國陸軍數量眾多，加以華北空間廣闊，尚有相抗之力。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即認為可以「……用步兵數量暨其所屬重兵器（機關槍輕迫擊砲）之優勢，抵銷其他重兵器之劣勢。」（註39）而日本陸軍在華北勢必將面對陸上運輸距離過長的難題。蒙古南下尚可以劫掠南宋百姓、取糧於敵，南下日軍所需的彈藥、零件、油料等等必需品，難道能在華北平原上自己長出來？現代戰略首要考慮的是後勤，沒有補給運輸，何來火力？何能機動？

相反地,當時中日雙方的軍事力量中差距最大的是海軍。中國海軍的裝備、噸位、數量都遠遠不及，無力正面對抗日本海軍,只能退入長江。但在長江中的情況更糟，因為日本海軍還有自己的航空力量──海軍航空隊，在長江狹窄的江面上，國軍艦艇運動不便，更難應付空襲威脅。戰前中國海軍在華中地區艦艇計 59 艘，自沉 15 艘，作戰損失 34 艘，其中除「皦日」號測量艦被日本炮艦擊沉外，其它 33 艘都是被日本飛機擊沉或擊毀。（註40）日軍很容易地就掌握了長江這條至關重要的運輸動脈。

回到陸上戰略。

1930 年代「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略在國軍高層開始成形，其基本想法是在開戰之後即大步後退，華北退至平漢路以西，華東退至南京固守，引誘日本深入，讓日本不能「利用物質上之優勢」，而中國可以得到「敵方連絡線長之優點」。法肯豪森反對這種想法，主張應前方應戰，不可不戰而放棄寸土。否則南北兩大幹線，特別是長江，「俱足為敵便利之輸送線」。（註41）雖然法肯豪森的意見得到重視而改變了參謀本部的作戰方案，但是很明顯地原先的構想是要充分利用陸路運輸的困難，以抵銷日軍在物質（即武器裝備）上的優勢。

日軍摩托化程度低、且華北公路稀少，日軍的補給運輸必須重度依賴鐵路運輸。鐵路在國軍往後逐步撤退時可以徹底破壞，讓其短期內難以恢復。而就算恢復了，也很容易被小部隊或游擊隊滲透破壞，日軍將不得不留下部隊保護補給路線。隨著日軍的前進，所需保護後方的部隊將越多，兵力將更分散。

歷史上實際發生的情況更嚴重。由於 1937 年 7 月 29 日「通州事件」的影響，日軍再也不敢相信親日政權下的偽軍，只能從作戰部隊抽調兵力留後。由於華北國軍及共軍游擊隊的活躍，襲擊日軍據點及鐵路的事件越來越多，日本陸軍只好在 1938 年 2 月 10 日，特別編成獨立混成第二、三、四、五旅團，專責擔任守備任務。（駐42）

但是到了 3 月之後，由於要準備徐州會戰，日本華北方面軍兵力南調，後方更加空虛，國共游擊隊擾亂策動更加激烈，尤其是山西。五月時，國軍小部隊頻頻破壞同蒲鐵路，並攻擊日軍守備隊，日本第二十師團的部隊因為補給困難，不得不退出蒲州、運城、平陸，還發生「各守備隊在優勢敵軍妨害之下及豪雨使交通之斷絕，缺乏彈藥、糧食，唯有以狗、貓、野草充飢」的現象。（註43）

由於國共部隊及游擊隊在華北和山西的頻繁出擊，遂讓日本大本營在 1938 年 5 月底決定不經平漢路南下對武漢進攻，而是由華中派遣軍兵分兩路，沿水路向西進攻：「當初計畫，分為以一軍沿京漢線南下及以一軍沿長江進攻兩案，沿京漢線考慮到該方面敵情等將需大量兵力。鑑於華北治安不良的現狀很難抽調兵力。故中止前案，決定採用以主力軍沿淮河進攻大別山系北方地區，另以一軍沿長江進攻之計畫。本案除節省兵力外，且有使華中派遣軍作戰系統易於統一之利點。」（註44）隨著這個計畫的決定，日本大本營在 5 月 29 日命令華中派遣軍進攻長江邊的安慶，作為進攻武漢的先期準備。（註45）而在北邊的華北方面軍也在 6 月 6 日下令部隊集結在開封一線，不再前進追擊，更將從關東軍配屬過來的混成第三、第十三旅團移動到鐵路終點，準備讓其歸建。（註46）

這些命令都發生在 6 月 9 日黃河花園口決堤之前，日軍更直到 6 月 12 日晚才發現黃河決堤。因此，平心而論，日本陸軍改變進攻武漢的方向之事，跟黃河決堤沒有多少關係，主要還是因為從北而來的後方補給線難以保全的問題。

再考慮長江的問題。

從北平到武漢距離長達 1,000 公里，沿路是廣陌平原，少有名城大埠，丟失之後的影響較小，有足夠的縱深執行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而江浙沿海及上海一帶，是當時中國的經濟重心所在；距離上海 250公里的南京，是政治重心；長江下游這一帶更是中央軍的根據地，完全沒有可以後退的空間。法肯豪森主張前方應戰，原因就在此。他指出這經濟策源地和政治重心如果過早淪陷，對中國的打擊極大；而日軍若沿長江直入武漢內地，中國將分為兩半，中國難以制勝。所以他建議東戰場最重要的是封鎖長江口和固守南京。（註47）長江下游砲台要塞的構建以及兩道國防線的建立，都是基於他的建議。有論者宣稱此區防務的加強是法肯豪森贊同「誘敵東來」的證據，這種說法實是倒果為因。就是因為這地區是戰略上的軟肋，所以才要加強防務，但是誰都會希望敵人越晚到來越好。

時任軍委會第一部部長、主管作戰的徐永昌也極擔心長江方向。南京淪陷後約一週，他在漢口與蔣中正、白崇禧、何應欽、馮玉祥的會議中提出了他的敵情判斷：「一、南北會攻津浦線，此為敵最穩妥之進展。二、海陸先攻略我九江南昌之線，此為敵最毒之攻戰。蓋既達南潯線若國際無變動即可攻我粵漢，粵漢一下西南即成死地，華北不戰自屈，此為我最應注意者。」（註48）徐永昌很正確地預判了徐州會戰的發生，而其對日軍沿長江海陸並進，攻擊武漢的擔心，在在說明了即使晚至 1937 年底，國軍高層仍然對「誘敵東來」這個戰略毫無所知，卻認為日軍沿江而攻武漢是「最毒之攻戰」！

法肯豪森與徐永昌的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因國軍缺乏應對日軍沿江三棲進攻的手段。日軍沿江而來，可以主動選擇在何處登陸，繞過國軍江防部隊；由於缺乏道路，國軍部隊調動反而困難。日本華中派遣軍在 1938 年 6 月 1 日下令進攻安慶，波田支隊於 6 月 7 日在鎮江上船至蕪湖集結，6 月 10 日出發，11日突破國軍砲兵封鎖，12 日繞過國軍江防部隊，於安慶東北 20 公里處登陸，13 日早晨即佔領安慶。（註49）6 月 26 日馬當要塞也在日軍陸海空聯合攻擊下失陷。日本波田支隊在 6 月 22 日從安慶出航，24 日在香口（距安慶 40 公里）登陸進攻，26 日中午就攻下馬當要塞（距安慶 56 公里），守軍僅支持了兩天半。（註50）

國府海軍在長江沉船、佈雷，也僅能短暫地遲滯日軍行動，往往很容易就被日軍排除。如馬當附近江面布置的觸發式水雷區，日軍派十數小艇以機槍掃射水下，就輕易掃除十多枚，所耗僅僅機槍子彈而已。（註51）這些小艇是臨時編組的掃雷隊，以俘虜的國軍艦艇、從日本本土及台灣徵用的漁船、以及向陸軍借用的汽艇組成「特設砲艇隊」，專責江面掃雷。日軍更用水上飛機偵察搜索佈雷區，攻擊國軍佈雷船隻，甚至降落於江面檢查民船。（註52）而沉船阻塞線若無陸上部隊掩護，也很容易被排除。如日軍在 6 月 28 日抵達馬當鎮堵塞線，第二天即爆破炸開堵塞線打通水路。（註53）

陳誠當時擔任武漢衛戍總司令及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負責武漢及長江以南的防務。他回憶：「因為我們沒有海軍，長江不但不是我們的『天塹』，反而資為敵用，牽制了我們大量的江防部隊，結果還是防不勝防，可笑之至。而沿江重鎮，在敵海軍砲火協同轟擊之下，尤感不易守禦，這是武漢會戰和松滬會戰同有的一大劣勢。」（註54）

武漢會戰時任第四師副師長的石覺認為，武漢會戰的國軍共有 22 個軍，有相當數量優勢，但是未能構成良好態勢，進行像樣會戰，因為「……敵軍海、空、砲兵、裝甲兵力及其他裝備，遠優於我，且夾江而上，長江成為敵軍最安全便捷之交通補給線，無須守備，不虞被我切斷，故可充分機動集中發揮戰力於決戰點，使我無還手餘地。」（註55）

除了直接戰術支援陸軍作戰之外，長江和淮河水系更替日本陸軍的補給運輸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從華北方面軍調派給華中派遣軍擔任大別山北麓進攻的第二軍，因為黃河決堤和淮河氾濫，集結困難，就讓第十、第十六師團的砲兵與輜重從青島登船，經海路入長江，上溯 350 海浬至安慶下船，再行軍與步騎單位會合。（註56）華中派遣軍下負責水運的華中碇泊場監部從 6 月至 10 月，總共使用了超過 180 萬噸的船舶噸位來運送部隊及補給。它在 9 月時控有 130 艘大型船隻，總噸位超過 70 萬噸，10 月時還有112 艘運輸船，125 艘稱為「海上卡車」的小型運輸艇（100～300 噸），總噸位近 38 萬噸。（註57）如此龐大的運輸能量，絕不是不時遭到游擊隊騷擾打擊切斷的華北鐵路可以提供的。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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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4：胡璞玉，《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1966 年，第 127 頁。
註35：李鴻章，光緒元年（1871）〈因台灣事變籌劃海防摺〉，見梁啟超，《李鴻章傳》〈第六章 洋務時代之李鴻章〉。
註36：Mahan, Alftred T.,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Chapter 1.
註37：Mahan, Alftred T.,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1900, pp. 65 - 66。筆者自譯。
註38：Mahan, Alftred T.,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 1900, pp. 176 - 177。筆者自譯。
註39：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第 21 頁（鉛筆頁碼）。
註40：國防部海軍司令部，《紀念抗戰勝利 70 周年：海軍抗戰期間作戰經過彙編》，XII 頁。
註41：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第 20 頁（鉛筆頁碼）。
註42：國防部史政局，《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第 102～103 頁。
註43：國防部史政局，《大戰前之華北「治安」作戰》，第 105～106 頁。
註44：國防部史政局，《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第 171 頁。
註45：國防部史政局，《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第 174 頁。
註46：國防部史政局，《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第 118 頁。
註47：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第 15～20 頁（鉛筆頁碼）。
註48：徐永昌，《徐永昌日記》，1937 年 12 月 15 日。
註49：國防部史政局，《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第 175 頁。
註50：國防部史政局，《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第 177 頁。
註51：杜隆基，〈馬當要塞長山陣地保衛戰〉，收於中國政協文史委員會，《武漢會戰》，第 30～39 頁。
註52：國防部史政局，《盧溝橋事變後之海軍作戰》，第 185 頁。
註53：國防部史政局，《盧溝橋事變後之海軍作戰》，第 37～38 頁。
註54：陳誠，《陳誠回憶錄：抗日戰爭（上）》，第 93 頁。
註55：郭廷以，《石覺先生訪問記錄》，第 124 頁。
註56：國防部史政局，《華中華南作戰及對華戰略之轉變》，第 198、201 頁。
註57：〈漢口作戦集中の為軍隊輸送概見表〉，JACAR：C11112078400；〈華中碇泊場監部配属転送船隻数並総噸数表〉，JACAR：C11112078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