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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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一）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國軍整體兵力的調動與準備，皆以華北為重心。整個作戰戰略乃是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團的設計（註1）以及1937年參謀本部擬定的年度國防計畫，（註2）在華東沿海以部分兵力防敵登陸，主力則進至黃河以北，於天津─北平─張家口之線抵抗，並覓機越過長城進入察哈爾，威脅日軍側翼；若戰事不利，則逐次撤退至預定陣地，拉長日軍補給線，分薄日軍兵力，以空間換取時間，進行持久抗戰。8月7日國民政府最高層級的國防聯席會議中，軍政部報告兵力配置，計畫要在華北及鄰近地區投入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75～80個師），而上海、杭州方向兵力僅佔十分之一（10個師）；彈藥油械儲備的三分之二將支應江北，三分之一留於江南。（註3）空軍也在8月初根據《冀北作戰計畫》將作戰主力第2、第4、第9大隊以及第5大隊部分調往長江以北，多數集中於河南，準備襲擊華北日軍航空兵力，並支援地面作戰。（註4）

這個以華北為主的戰略及準備，在8月13日後因上海戰事的爆發，漸漸被放棄。作戰焦點轉於長江海口，空軍主力緊急南調，陸軍單位也逐次投入松滬戰場，最後在松滬戰場上投入高達70個師以上的兵力（註5）。鏖戰三月之後，松滬全線敗退，最重要的經濟策源地江浙不保，僅內遷了155家工廠（註6）；日軍更突破江陰要塞，沿長江長驅直入，攻陷政治重心所在的南京，產生嚴重政治效應。由於兵力轉用於上海戰線，國軍在華北作戰缺乏後繼兵力支援，也在同時期節節敗退，逐次抵抗的計畫更無法執行。

上海戰事的啟始相當突然，早期對抗戰史官書的敘述通常將其歸諸於日本野心，於8月13日先挑釁攻擊，國軍才予以反擊。（註7）後來隨著史料逐漸公開，才知道是由蔣中正在8月11日21時下令在「吳福線」待命的張治中部隊向上海郊區推進，張治中的部隊卻冒進至市區閘北、江灣一帶，緊臨公共租界日軍警備區設置陣地，爆發衝突勢所難免。8月13日夜，蔣中正下令張治中發動拂曉攻擊。（註8）這個進攻的目的，本僅是以優勢兵力快速掃除在上海租界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駐軍，然後封鎖海口、阻敵登陸，（註9）不料初戰不利，在租界外圍膠著，之後規模滾雪球似地擴大，終演變成雙方投入共上百萬人的松滬會戰，反而影響到國軍在華北主戰場的戰局，更讓經濟、政治重心提前在短期內重創失陷。德國顧問團即指出國軍指揮當局在發動前恐未慎思上海戰事是否可能擴大，並惋惜原先計畫中頗有勝算的華北攻勢因此無法實施。（註10）由此看來，早期抗戰史官書稱上海戰事因日方挑釁而起，恐怕除了維持抵抗侵略的正義性外，另一方面也是避談影響主戰場戰局的問題了。

國府遷台後，時過境遷，可能是為了粉飾蔣中正的領袖形象，官書開始出現「誘敵東來」的理論。學者李君山指出，如1952年張其盷的《黨史概要》、1956年胡璞玉的《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等，認為蔣中正「誘敵東來」，迫使日軍將「由北而南」的方向改換成「由東而西」的仰攻；蔣緯國在1970年代更將其發揚光大成「軸線移轉」的學說，宣稱日軍佔領平津後將以主力沿平漢路迅速南下武漢，控制中國心臟地帶；而蔣中正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對上海攻擊，迫使日軍變更作戰軸線自東向西，打破其「速戰速決」的戰略。（註11）

由於時代因素，此說在1970～1980年代喧囂一時，不少官方學者更宣稱此軸線移轉在戰前就已定下，並歸功於蔣中正，認為是抗戰關鍵戰略決策。但是，在解嚴之後，此官方「顯說」開始面對兩岸學者的質疑，質疑焦點在於此說沒有引證有足夠信服力的史料。對歷史的敘述如果缺少有力的史料為證，那只能稱為「學說」、「意見」、甚或「信仰」，不足以稱為史實。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余子道在1992年時即指出：「……就目前已經披露的臺灣方面的書刊來說,無論是蔣緯國、徐培根將軍,或是吳相湘、李雲漢教授,在他們的有關論著中誰也沒有提供過任何確鑿可信的史料,足以說明蔣介石和南京統帥部在當時就已作出了誘使日軍改變作戰方向的決策。蔣介石本人,以及當年在南京最高統帥部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又始終參與最高決策的何應欽將軍和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將軍,在他們的全部有關抗日戰爭的論著中,也從未披露過這一事關全域性的重大決策形成的史實材料。至今,臺灣方面也沒有公佈過任何一件說明這一決策形成過程的檔案材料,足以令人置信。」（註12）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君山在1997年出版的《上海南京保衛戰》中亦認為「軸線移轉說」缺乏可靠史料：「……這種說法所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並沒有什麼史料可以證明，蔣委員長發動上海戰役的動機，是為了要引誘日軍東來，改變敵人的作戰軸線。事實上，遍查戰役進行當時，蔣委員長所下達的各項指示、手令、乃至講詞，從未提及『誘敵東來』的想法。」（註13）。

儘管已經有這些質疑，近年郭岱君《重探抗戰史》及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以及張鑄勳的論文〈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註14）等仍持此說，也嘗試提供一些新的「史料」。不過，他們的「史料」或是重述與1980年代雷同的少數回憶錄（陳誠、張發奎），又或使用某些個人隻言片語進行引伸解釋，頗有曲解斷章之嫌；更重要的原始檔案，如上海開戰直前有與此相關的公文、會議紀錄、手令、信函等，與決策形成過程息息相關的史料，依然付之闕如。

也就是說，「軸線移轉說」出現已近50年（1970年代中期至今），倡導此說的學者卻仍然無法提出與此重大戰略決策相關的原始檔案材料的「文字蹤跡」（paper trail）。而近年出現的更多當年原始史料，卻對「軸線移轉說」更加不利。

例如，年輕學者蘇聖雄考察1936～1937年間及松滬會戰前期陳誠的信函、演講、文電、日記，發現陳誠當時主張國軍主力在華北作戰，而非其在多年後回憶錄宣稱的在上海「誘敵東來」，兩者有相當的落差。（註15）更在深入分析當年參謀本部與德國顧問團擬定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其執行後，指出其要旨為在華北及沿海採攻勢防禦，戰事不利後轉為持久戰向西轉進，並未謀劃主動移轉日軍的作戰軸線。而蔣中正雖有許多政略決策，但軍事部署大體依照二十六年度國防計畫甲案而行，並不是臨機決斷。上海戰事之發展為最大規模會戰，乃至戰局發展，實非戰前計畫所致。（註16）

筆者近年對於「軸線移轉說」所謂的史料也稍有研究，經過比對，發現多半都難以作為確鑿的史證。在此將以一系列短文逐一檢證，討論其做為史證的缺陷；雖然「證有易，證無難」，但若「軸線移轉說」依據的史料都有問題，那麼「軸線移轉」之不存在，不辯自明。（待續）

以下為將逐步討論的子題，稍安勿躁。

• 「軸線移轉說」探疑

◦ 軸線之北南東西：歷史經驗VS現代海權

◦ 1937年日軍「快速部隊」、「機械化部隊」何在？

◦ 川黔西南做為大後方＝／＝東西軸線

◦ 過度引伸的史料

• 「軸線移轉說」引用史料細探

◦ 蔣中正

◦ 陳誠

◦ 張發奎

◦ 徐永昌

◦ 法肯豪森

◦ 蔣百里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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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01：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第15~18頁。

註02：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1937年1月），第3～23頁。

註03：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國防聯席會議紀錄〉（1937年8月7日），第287～296頁。

註04：《空軍抗日戰史，第一冊》，第7～9頁。

註05：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附錄一「京滬地區作戰」參戰部隊一覽表〉，第293～298頁。

註06：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84～285頁。

註07：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第16頁。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松滬會戰（一）》，第1及15頁。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第五冊》，第1046頁。

註08：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59～64頁。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上海作戰日記〉（1937年8月13日），第410～411頁。中國政協，《八一三松滬會戰》，第19～20頁。

註09：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第7及14頁。

註10：滕昕雲譯，《松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第90及95頁。

註11：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61～265頁。

註12：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2 年第3期，第7頁。

註13：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65頁。

註14：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五十期（2016年12月），台北：國史館，第97～146頁。

註15：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3期（2018.12）。第123～138頁。

註16：蘇聖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出其實踐（1929-1937）〉，《新史學》第31卷3期（2020.09），第129～198頁。

#軸線移轉說 #松滬會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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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二）

「軸線移轉說」論述探疑（之 1）

除了缺乏史料之外，「軸線移轉說」的論述更有許多缺陷。其原因是這個學說本就是人為的創造，不是歷史的客觀發展，即使經過層層的加工，也很難自圓其說。其論述的基本缺陷有：

1. 缺乏對敵我能力的分析
2. 缺乏對現代戰略的思考
3. 將最後根據地東西對峙的構想強解為主動沿長江誘敵東來
4. 不符合實際歷史演變的過程

1、缺乏對敵我能力的分析

一旦發生戰爭，日軍利在速戰速決，而國軍則需以空間換取時間，進行持久戰，將戰事拖下去。這個大戰略在盧溝橋事變前已是國軍高層的共識，沒有爭議。

但是日軍有沒有能力速戰速決？如何速戰速決？在「軸線移轉說」中毫無分析討論，卻直接認定國軍在華北平原上不堪一擊，無法堅持。

「軸線移轉說」論者有稱：「日本的機械兵團在華北平原暢行無阻，能輕易南下武漢，把中國一切為半，中國最精華的地區盡入日本之手，這場仗就很難持久，而武漢在短期間內就會失陷。」（註17），更甚者甚至聲稱七七事變後，日軍在華北從北向南：「....其快速部隊一兩個星期就能打到武漢，將中國攔腰截為二段。」（註18）

這些說法都是毫無根據的憑空想像，既不符合國軍高層在盧溝橋事變當時對己方在華北作戰採攻勢防禦，勝則對峙、敗則緩退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持久戰略想定，更不符合歷史上日軍的軍事能力。

回溯史料。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在 1935 年 8 月 20 日提出建議書，反對原本在中日戰啟時北、東兩方向早早後退純以距離防禦的想法，主張應該前進並採取攻勢防禦。（註19）經過兩個月的討論，法肯豪森這個主張獲得國軍高層的首肯，國府參謀本部開始訂定以華北為主戰場的作戰計畫（註20），最後在1937 年初定案成為〈二十六年度國防計畫（甲案）〉。（註21）在松滬戰役直前，除了前述 1937 年 8月 7 日全國最高國防聯席會議以華北為作戰重心的報告外，法肯豪森、蔣百里、陳誠等更向指揮當局直接敦請在華北作戰（註22）。到了 8 月 20 日，即使上海已經開戰，軍委會大本營頒佈的戰爭指導方案及作戰指導計畫，仍以第一戰區（冀魯豫）為主戰場正面，第二戰區（晉綏察）為主戰場側背。（註23）德國軍事顧問團更在役後呈遞給德國陸軍總部的報告中聲稱原本國軍對華北的攻勢計畫「有希望／頗有勝算」，卻因戰爭指導重心變換至華中而無法實施。（註24）

也就是說，歷史當事人對於在華北進行攻勢防禦並轉為持久戰有相當程度的信心，「軸線移轉說」論者卻在沒有任何詳細分析之下，一句話就推翻眾多當事人的主張，認為國軍在華北無持久抵抗之力。

除了避談國軍高層在戰事直前的主張外，「軸線移轉說」論者也避談日軍的實際能力。做為歷史研究者，至少也應該找出日方的史料，列舉一下 1937 年時日本陸軍機械化和摩托化程度如何，其機械化部隊是何番號，兵力幾何，為何能輕易地突破國軍雲集的重兵、直下近千公里快速抵達武漢？「軸線移轉說」論者完全沒有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卻僅是重複地搬弄如「快速部隊」、「機械化部隊」、「機械兵團」之類既不定性更不定量的名詞，在學術嚴謹度上有很大的欠缺。

實際上，1937 年時日本陸軍摩托化程度極低，全國十七個師團都是純粹的步兵師團，編制內僅有寥寥幾輛小汽車及摩托車，既無卡車，也無戰車，不管是火炮還是輜重，都是靠輓馬及馱馬來運輸。（註25）若有使用卡車的需求，還需向軍和方面軍直屬的兵站（相當於美軍的 supply depot）申請自動車中隊來支援。1937 年 10 月 10 日，日本華北方面軍所屬兵站下僅有 23 支自動車中隊，（註26）這些中隊編制有 50~70 輛 0.75 噸~2 噸卡車（數量與噸位成反比），估計卡車總數不到 1,500 輛。其中許多還是臨時動員徵用的民用卡車，不耐戰場使用。整個華北方面軍八個師團共 30 萬兵員的後勤補給，都是靠這些卡車來維持，不時還要支援各師團的野戰機動需求，可說是疲於奔命。它們要負責山東、河北、熱河、直至察哈爾這寬廣戰線上的補給運輸，又如何能編成大規模的「快速部隊」奔襲千里？

當時日本陸軍唯一成建制的機械化部隊是關東軍所屬的獨立混成第 1 旅團，含兩個戰車大隊（營），一個摩托化步兵聯隊，一個摩托化砲兵大隊，人員 4750 人，車輛 744 輛。（註27）蘆溝橋事變後以一個戰車大隊留守，旅團主力（官兵 3,401 人，車輛 610 輛，含戰車、輕裝甲車約 60 輛）參加了對大同、太原、和察哈爾的作戰，（註28）但因戰果不彰，旅團在 1938 年被解編。

另外從日本本土動員了兩個戰車大隊（編制各約 45 輛中戰車，30 輛輕裝甲車）及七支獨立輕裝甲車中隊（編制 17 輛輕裝甲車）至華北作戰。淞滬戰事開始後，日本又動員一支戰車大隊及兩支輕裝甲車中隊至上海作戰。（註29）這些裝甲單位和機械化單位並未集中運用，都是根據日本陸軍步兵至上的教令準則，分散配屬到少數幾師支援步兵，直接受第一線步兵指揮官指揮。（註30）它們僅能增加少數師團對局部戰場的戰術優勢，卻無法構成戰略上的碾壓。

以實際戰史為例。在 1937 年 9 月下旬平型關戰役期間，日本第五師團（所謂「坂垣師團」）配有 5 支自動車中隊。林彪的第 115 師在平型關戰鬥中伏擊重創了兩支日本輜重隊，一支是由屬於華北方面軍的兩支自動車中隊組成，另一支是第 5 師團 21 聯隊自己的馬輓行李隊。而自動車中隊之一的第 87 中隊三天前才剛被配屬支援第 21 聯隊，將其第 3 大隊分梯次運到平型關口，沒有能力一次機動到位。（註31）

一些國府官書常常稱日本第五師團為「機械化師團」，並不正確。該師團雖然受到重視，會被配屬較多的裝甲單位與自動車中隊，但也無法達到以全聯隊（團）乘車機動的程度。它要到 1940 年底時才在越南將其馬輓砲兵聯隊摩托化。（註32）也即是說，即使是此赫赫有名的第五師團，在中國戰場上的運動能力仍然受限於步兵、馬輓砲兵及馬輓輜重車的運動能力。

那麼，日本師團的運動能力如何呢？日軍教令準則規定是：單日行軍因狀況不同，速度不定。但當多日連續行軍時，其平均速度是：自動車中隊一日行軍距離 100 公里，純乘馬騎兵單位 40～60 公里，各兵種混合的大部隊一日僅行 24 公里。（註33）這個標準是經過多年演習訓練後得到的經驗數字，並非無的放矢。當然，是在無敵情時的速度，若有敵情或戰鬥，只會更慢或停滯不前。

很明顯地，從以上分析看來，華北日軍所屬的少數裝甲單位以及卡車單位，不足以在廣大的華北戰場構成重大威脅，當年國軍高層聚焦華北，自有其對情報的掌握與對情勢的研判。後世學者並未提出任何相關的軍事資料及分析，卻誇誇而談日本機械化部隊的威脅，合理乎？

（待續）

註17：郭岱君，《重探抗戰史》（一），第 188 頁。
註18：郝柏村、何世同，《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第 114 頁。
註19：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1935 年 8 月 20 日。
註20：徐永昌 1935 年 10 月 15 日日記。很遺憾地，此則史料往往被掐頭去尾，斷章取義成「誘敵東來」的重要證據，多有引用。見後文分析。
註21：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 上冊》，〈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 ・ 1937 年 1 月），第 3～23 頁。
註22：法肯豪森：見 1937 年 7 月 20 日徐永昌日記；蔣百里：1937 年 7 月 18 日及 8 月致蔣中正信函，國史館典藏號：002-090200-00280-009 及 002-080103-00048-001 之第 13～15 頁；陳誠：1937 年 8 月 3 日及 8 月 7 日致蔣中正電文，國史館典藏號：008-010101-0001-104 及 002-080200-00486-029。
註23：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 全戰爭經過概要（一）》，第 ・ 81～87 頁。很遺憾地，此則史料被蔣緯國總編的《抗日御侮﹒第三卷》（第 100～101 頁）刪改成將主力集中在松滬，多有引用。見後文比對。
註24：傅寶真譯，〈德國赴華軍事顧問關於八一三戰役呈德國陸軍總司令部報告（續完）〉，《民國檔案》1999年 3 月，第 64 頁。滕昕雲譯，《松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第 95 頁。
註25：見《昭和 12 年度陸軍動員計畫令同細則》內各級部隊詳細編制表。
註26：北支軍兵站監部，《北支軍兵站監部行動詳報 第四期》， ・ JACAR: C11111443400，第 15~17 頁。
註27：加登川幸太郎，《帝國陸軍機甲部隊》，第 107~108 頁。
註28：《獨立混成第 1 旅團（酒井兵團）行動摘要──昭和 12 年 7~8 月》，JACAR：C11111130900。
註29：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 086 卷・中國事變陸軍作戰＜1＞》附表第二、各方面軍、軍戰鬥序列表。
註30：日本陸軍，〈戰鬥綱要〉，1929 年，第 12、16 頁；收於收於日本陸軍《步兵四書》。
註31：姜克實，《日軍檔案中出現的平型關大捷》，第 71~77 頁。
註32：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戰史叢書 099 卷・陸軍軍戰備》，第 298 頁。
註33：日本陸軍，《作戰要務令：綱領，總則及第 1 部》，第 13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