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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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初期戰略「軸線移轉說」史料問題探析（一）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後，國軍整體兵力的調動與準備，皆以華北為重心。整個作戰戰略乃是根據德國軍事顧問團的設計（註1）以及1937年參謀本部擬定的年度國防計畫，（註2）在華東沿海以部分兵力防敵登陸，主力則進至黃河以北，於天津─北平─張家口之線抵抗，並覓機越過長城進入察哈爾，威脅日軍側翼；若戰事不利，則逐次撤退至預定陣地，拉長日軍補給線，分薄日軍兵力，以空間換取時間，進行持久抗戰。8月7日國民政府最高層級的國防聯席會議中，軍政部報告兵力配置，計畫要在華北及鄰近地區投入四分之三以上的兵力（75～80個師），而上海、杭州方向兵力僅佔十分之一（10個師）；彈藥油械儲備的三分之二將支應江北，三分之一留於江南。（註3）空軍也在8月初根據《冀北作戰計畫》將作戰主力第2、第4、第9大隊以及第5大隊部分調往長江以北，多數集中於河南，準備襲擊華北日軍航空兵力，並支援地面作戰。（註4）

這個以華北為主的戰略及準備，在8月13日後因上海戰事的爆發，漸漸被放棄。作戰焦點轉於長江海口，空軍主力緊急南調，陸軍單位也逐次投入松滬戰場，最後在松滬戰場上投入高達70個師以上的兵力（註5）。鏖戰三月之後，松滬全線敗退，最重要的經濟策源地江浙不保，僅內遷了155家工廠（註6）；日軍更突破江陰要塞，沿長江長驅直入，攻陷政治重心所在的南京，產生嚴重政治效應。由於兵力轉用於上海戰線，國軍在華北作戰缺乏後繼兵力支援，也在同時期節節敗退，逐次抵抗的計畫更無法執行。

上海戰事的啟始相當突然，早期對抗戰史官書的敘述通常將其歸諸於日本野心，於8月13日先挑釁攻擊，國軍才予以反擊。（註7）後來隨著史料逐漸公開，才知道是由蔣中正在8月11日21時下令在「吳福線」待命的張治中部隊向上海郊區推進，張治中的部隊卻冒進至市區閘北、江灣一帶，緊臨公共租界日軍警備區設置陣地，爆發衝突勢所難免。8月13日夜，蔣中正下令張治中發動拂曉攻擊。（註8）這個進攻的目的，本僅是以優勢兵力快速掃除在上海租界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駐軍，然後封鎖海口、阻敵登陸，（註9）不料初戰不利，在租界外圍膠著，之後規模滾雪球似地擴大，終演變成雙方投入共上百萬人的松滬會戰，反而影響到國軍在華北主戰場的戰局，更讓經濟、政治重心提前在短期內重創失陷。德國顧問團即指出國軍指揮當局在發動前恐未慎思上海戰事是否可能擴大，並惋惜原先計畫中頗有勝算的華北攻勢因此無法實施。（註10）由此看來，早期抗戰史官書稱上海戰事因日方挑釁而起，恐怕除了維持抵抗侵略的正義性外，另一方面也是避談影響主戰場戰局的問題了。

國府遷台後，時過境遷，可能是為了粉飾蔣中正的領袖形象，官書開始出現「誘敵東來」的理論。學者李君山指出，如1952年張其盷的《黨史概要》、1956年胡璞玉的《領袖軍事上的豐功偉業》等，認為蔣中正「誘敵東來」，迫使日軍將「由北而南」的方向改換成「由東而西」的仰攻；蔣緯國在1970年代更將其發揚光大成「軸線移轉」的學說，宣稱日軍佔領平津後將以主力沿平漢路迅速南下武漢，控制中國心臟地帶；而蔣中正決定集中主力於華東，對上海攻擊，迫使日軍變更作戰軸線自東向西，打破其「速戰速決」的戰略。（註11）

由於時代因素，此說在1970～1980年代喧囂一時，不少官方學者更宣稱此軸線移轉在戰前就已定下，並歸功於蔣中正，認為是抗戰關鍵戰略決策。但是，在解嚴之後，此官方「顯說」開始面對兩岸學者的質疑，質疑焦點在於此說沒有引證有足夠信服力的史料。對歷史的敘述如果缺少有力的史料為證，那只能稱為「學說」、「意見」、甚或「信仰」，不足以稱為史實。

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余子道在1992年時即指出：「……就目前已經披露的臺灣方面的書刊來說,無論是蔣緯國、徐培根將軍,或是吳相湘、李雲漢教授,在他們的有關論著中誰也沒有提供過任何確鑿可信的史料,足以說明蔣介石和南京統帥部在當時就已作出了誘使日軍改變作戰方向的決策。蔣介石本人,以及當年在南京最高統帥部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又始終參與最高決策的何應欽將軍和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將軍,在他們的全部有關抗日戰爭的論著中,也從未披露過這一事關全域性的重大決策形成的史實材料。至今,臺灣方面也沒有公佈過任何一件說明這一決策形成過程的檔案材料,足以令人置信。」（註12）

中興大學歷史系教授李君山在1997年出版的《上海南京保衛戰》中亦認為「軸線移轉說」缺乏可靠史料：「……這種說法所碰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並沒有什麼史料可以證明，蔣委員長發動上海戰役的動機，是為了要引誘日軍東來，改變敵人的作戰軸線。事實上，遍查戰役進行當時，蔣委員長所下達的各項指示、手令、乃至講詞，從未提及『誘敵東來』的想法。」（註13）。

儘管已經有這些質疑，近年郭岱君《重探抗戰史》及齊錫生《分崩離析的陣營》，以及張鑄勳的論文〈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註14）等仍持此說，也嘗試提供一些新的「史料」。不過，他們的「史料」或是重述與1980年代雷同的少數回憶錄（陳誠、張發奎），又或使用某些個人隻言片語進行引伸解釋，頗有曲解斷章之嫌；更重要的原始檔案，如上海開戰直前有與此相關的公文、會議紀錄、手令、信函等，與決策形成過程息息相關的史料，依然付之闕如。

也就是說，「軸線移轉說」出現已近50年（1970年代中期至今），倡導此說的學者卻仍然無法提出與此重大戰略決策相關的原始檔案材料的「文字蹤跡」（paper trail）。而近年出現的更多當年原始史料，卻對「軸線移轉說」更加不利。

例如，年輕學者蘇聖雄考察1936～1937年間及松滬會戰前期陳誠的信函、演講、文電、日記，發現陳誠當時主張國軍主力在華北作戰，而非其在多年後回憶錄宣稱的在上海「誘敵東來」，兩者有相當的落差。（註15）更在深入分析當年參謀本部與德國顧問團擬定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其執行後，指出其要旨為在華北及沿海採攻勢防禦，戰事不利後轉為持久戰向西轉進，並未謀劃主動移轉日軍的作戰軸線。而蔣中正雖有許多政略決策，但軍事部署大體依照二十六年度國防計畫甲案而行，並不是臨機決斷。上海戰事之發展為最大規模會戰，乃至戰局發展，實非戰前計畫所致。（註16）

筆者近年對於「軸線移轉說」所謂的史料也稍有研究，經過比對，發現多半都難以作為確鑿的史證。在此將以一系列短文逐一檢證，討論其做為史證的缺陷；雖然「證有易，證無難」，但若「軸線移轉說」依據的史料都有問題，那麼「軸線移轉」之不存在，不辯自明。（待續）

以下為將逐步討論的子題，稍安勿躁。

• 「軸線移轉說」探疑

◦ 軸線之北南東西：歷史經驗VS現代海權

◦ 1937年日軍「快速部隊」、「機械化部隊」何在？

◦ 川黔西南做為大後方＝／＝東西軸線

◦ 過度引伸的史料

• 「軸線移轉說」引用史料細探

◦ 蔣中正

◦ 陳誠

◦ 張發奎

◦ 徐永昌

◦ 法肯豪森

◦ 蔣百里

◦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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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01：法肯豪森，〈應付時局對策〉，第15~18頁。

註02：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1937年1月），第3～23頁。

註03：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國防聯席會議紀錄〉（1937年8月7日），第287～296頁。

註04：《空軍抗日戰史，第一冊》，第7～9頁。

註05：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附錄一「京滬地區作戰」參戰部隊一覽表〉，第293～298頁。

註06：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84～285頁。

註07：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第16頁。國防部史政局，《抗日戰史・松滬會戰（一）》，第1及15頁。蔣緯國總編，《抗日禦侮．第五冊》，第1046頁。

註08：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59～64頁。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上海作戰日記〉（1937年8月13日），第410～411頁。中國政協，《八一三松滬會戰》，第19～20頁。

註09：二史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民國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第7及14頁。

註10：滕昕雲譯，《松滬會戰：德國軍事顧問呈德國陸總部報告》，第90及95頁。

註11：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61～265頁。

註12：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抗日戰爭研究》1992 年第3期，第7頁。

註13：李君山，《上海南京保衛戰》，第265頁。

註14：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第五十期（2016年12月），台北：國史館，第97～146頁。

註15：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中華軍史學會會刊》第23期（2018.12）。第123～138頁。

註16：蘇聖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計畫與出其實踐（1929-1937）〉，《新史學》第31卷3期（2020.09），第129～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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