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要旨：從1935年至蘆溝橋事變後一個月，國軍高層的戰略方向及作戰準備都是以華北為重心，此有許多當時史料為證。但此戰略方向在1937年8月10日後短短數天內開始轉移到淞滬方面，一直以來少有合理的解釋。
1960年代開始，有所謂「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出現，主張日本機械化部隊從華北直下武漢的威脅讓最高決策者臨時更弦易張，遂有戰略軸線的轉換。但此說未曾提供有力史料說明國軍高層對此威脅的認知與討論，亦未分析日本機械化部隊的實力，更將國軍原先兩年多的戰略準備模糊化避而不談。
本文主要目的乃以對日本史料的詳細分析來針砭「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無史證支持的根本謬誤，次要目的在於側面說明中日戰爭直前國軍戰略以華北作戰為重的準備──不管當時缺乏情報與否──並非偏離當時戰略局勢實情的的盲目構想。
近年在對中日戰爭史事的論述中，時常可以看到「軸線翻轉說」（註01）的支持者往往會提出「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認為中日戰爭初期日本機械化部隊對國軍準備於華北作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構成重大威脅，以證明從南北軸線翻轉為東西軸線「引敵東來」的不得不然。
例如，郭岱君在《重探抗戰史》中討論中日戰爭大戰略的形成時就稱：「日本的機械兵團在華北平原暢行無阻，能輕易南下武漢，把中國一切為半，中國最精華的地區盡入日本之手，這場仗就很難持久。」（註02）郝柏村也有類似論述，他在《血淚與榮耀：郝柏村還原全面抗戰真相（1937-1945）》中提到七七事變後，日軍在華北從北向南：「....其快速部隊一兩個星期就能打到武漢，將中國攔腰截為二段。」（註03）
這些論述大多沿襲陳誠在其回憶錄中的說法，而「軸線翻轉說」支持者們往往也援引陳誠回憶錄做為史料之用。陳誠回憶稱他在中日戰爭之前即主張引敵東來，並在淞滬會戰初起時對蔣中正再度建言應在上海作戰，原因是他認為：「 ... 敵如在華北得手，必將利用其快速部隊，沿平漢鐵路南犯，直趨武漢；如武漢失守，則中國戰場縱斷為二，於我大為不利。」（註04）
不過，近來學者考證，認為陳誠回憶錄中的說法與戰爭當時史料中陳誠的實際主張有相當大的差距：開戰前半年，陳誠贊成參謀本部計畫集中兵力於華北抗敵；1937 年 8 月上旬，陳誠致蔣中正的多封電報仍主張主力在華北作戰，並奪回失陷的平津；淞滬會戰開始之初，他在日記中記載向蔣中正進言認為淞滬作戰在政略上有價值但於戰略不利。（註05）這個有所差距的現象，基本上和許多回憶錄偏離檔案資料的現象類似，或許是多年後將不同時期的記憶或想法混為一談，或許是執筆者尋求政治正確、迎合回憶錄出版時的主流主張，又或許是回憶者為己表功。不論如何，根據中日戰爭當時的史料，陳誠和參謀本部及德國顧問團意見相同，在中日戰爭之前及初期都主張在華北作戰；另一方面，1937 年 8 月上旬，陳誠自己嫡系的十八軍也正由粵漢及平漢鐵路向華北調動，先頭部隊已經進入河北境內，相當接近前線。（註06）
而從現有的史料中可以看到，國軍參謀本部從 1935 年就開始擬定國防計畫，重點在華北作戰，在沿海僅作防禦。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在 1935 年 8 月呈遞《應付時局對策》，認為主要威脅為東、北兩方：北方需掩護隴海路，以滄縣、保定線為絕對防禦，最後戰線在黃河；東面最要為封鎖長江及警衛首都。（註07）此策並無「引敵東來」之構想，反而警告長江意義最重大，若日本于是直至內地，控制最重要中心點至武漢一帶，則中國喪失根據、截分為二。再如徐永昌 1935 年 10 月 15 日的日記中有與熊斌的談話，熊斌提到參謀本部國防計畫「以隴海線為最後抵抗線 .....依情形使成西依太行，東沿黃河之陣線，最東之線則漸以徐州為倚軸而達於海，日內林蔚文當至豫省指導作相當之準備工事云云。」（註08）這都是以華北作戰為重心的想法。而參謀本部制訂、蔣中正批准的《二十六年度作戰計畫（甲案）》將國軍主力置於滄州、河間、保定之線，實行決戰，若不得已則逐次後撤佔領預定陣地，行持久戰。在沿海則掃蕩日本在華駐軍，阻止敵軍登陸企圖並擊滅登陸敵軍。（註09）這一樣也是置重心于華北，沿海謹防登陸，沒有「引敵東來」的企圖。
而在蘆溝橋事變後，國軍調兵遣將也都是在為華北作戰做準備。如德國顧問法肯豪森主張除了增兵華北外，更重要的是「綏兵入察」，（註10）威脅華北日軍側背並拉廣戰線正面。由何應欽每日主持的蘆溝橋事件會報，從 1937 年 7 月 11 日至 8 月 10 日的內容絕大部分都是華北作戰準備，僅有寥寥數次略微提到上海方面需要注意或準備。（註11）空軍更是準備執行「冀北作戰計畫」，除留少部分單位防禦南京外，作戰主力（第二、四、五、九大隊）都調往豫、淮、蘇等地，並在華北佈置前進機場，預備襲擊華北日本陸航機場，並配合陸軍作戰。（註12）
既然史料裡可知國軍高層作戰計畫從 1935 年至 1937 年的重點都是在華北作戰，必然經過反覆討論且諮詢高層將領意見，更會考慮日軍的應對手段。那麼，前述「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就有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為何德國顧問及國軍高層如陳誠等都是主張在華北作戰？難道他們看不到日本機械化部隊快速南下的威脅嗎？這個無法回答的問題，究其根源，乃是來自於此論的不符史實，以及表述者想當然爾、不嚴謹求證的輕忽。
孫子兵法說：「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要宣揚「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的話，自當就軍事戰略戰術層面，舉證一番才是。就算不考慮一些比較抽象的因素如指揮能力、訓練程度等隱性因素，至少部隊編制、人員多寡、武器配置等等最基本的可量化因素還是應該拿來檢視一番，看看到底是什麼樣的「機械兵團」、「機械化部隊」、「快速部隊」會讓華北及西北數十萬與日軍對陣的國軍束手無策。無奈，此說的宣揚者不但沒引用可查證的確切史料，反而使用一些無番號、無編制、不可量化的模糊名詞來誤導讀者。這種自說自話、不舉他方史料比對的宣傳式表述，其實也是歷來中日戰爭史的表述中常見的毛病。
不但「機械兵團」之類的名詞缺乏史料支持，就如推測其作戰能力的「能輕易南下武漢」、「一兩個星期就能打到武漢」等說法，也是悖於軍事常理，沒有確實的根據。
從北平至武漢，距離上千公里。以平漢鐵路為例，從北平前門至漢口大智門共 1,208 公里，特別快車沿路有添煤加水的預置補給站點，仍需幾乎兩天的時間 （42 小時）。（註13）但若以之做為大量軍事運輸，自然不可能有這等速度。就算以當時鐵路極為發達的德國，1939~1940 年間要運輸一個有 14,000 名兵員、3,000 輛機動車輛的裝甲師至數百公里外的邊境準備作戰時，需要動用 80 列、每列平均 55 節車皮的火車，花上整整四天四夜才能完成。（註14）當時的中國鐵路系統自無此種能力。平漢鐵路在無敵情顧慮下，一個星期內或許可以運送兩三個中國步兵師。但若說一支日本「快速部隊」能在國軍重兵阻擊下，以本身的運動力在短短數週內或數月內越野運動從華北打到武漢，實屬無稽之談。
當然，有時也可以見到似乎有日軍具體兵力的論述。如郝柏村稱：「花園口決堤之後，日軍在開封附近的兩個機械化師團立即為大水所困，動彈不得，後續跟進的六個師團亦為泥濘所阻，無法前進；迫使日軍只得放棄由平漢路南下行動，轉由安徽大別山區進入鄂東，向西進攻武漢。」（註15）但若深究其實，可以發現這還是過度延伸的曲解。徐州會戰後，有部分部隊為花園口決堤大水所困的日本第 14 和第 16 師團只是步兵師團，當時僅在編制外臨時配屬少許輕型戰車及卡車支援，若將它們稱為機械化師團，實是張冠李戴。而日本大本營因華北兵力不足且後方不穩，在 5 月下旬已經放棄由平漢路南下進攻武漢的計畫，改為沿淮河及長江方向進攻武漢。日本華北方面軍大部分部隊在 6 月 9 日花園口決堤前就已停止前進，部分從關東軍借調的部隊開始歸建；華中派遣軍的部隊更在 6 月初即已向南轉移，準備開始進攻長江邊上的安慶，做為進攻武漢的第一步。（註16）
事實上，日本陸軍在中日戰爭前期的裝甲部隊和機械化部隊規模極小，都是以小部隊臨時配屬給步兵師團或步兵旅團以支援步兵戰鬥，不足以獨力進行大規模的運動戰。另外，日軍部隊的摩托化程度亦低，各步兵師團編制中的砲兵聯隊和輜重兵聯隊都還是以馬匹來牽輓馱運，運輸卡車都以「自動車中隊」（汽車連）為單位，由負責戰時後勤的兵站（相當於歐美 military logistics 的概念）單位集中掌握，進行物資補給運輸，偶或按戰鬥任務需要臨時配屬支援前線部隊。以這等機械化及摩托化的程度來看，日本陸軍的運動能力，不過仍相當於一次大戰歐美各國陸軍的水準，並沒有可以實施大規模快速機動作戰的「機械兵團」或「快速部隊」的存在。
本文探析日本陸軍在中日戰爭前期部隊編制及動員的機動運輸能力，以釐清「日本機械化部隊威脅論」曲解名詞而致的錯誤印象，並檢視在中日戰爭之前日本陸軍裝甲及機械化部隊的發展，及戰爭第一年中的實際作戰運用，以期對中日戰爭前期戰略、作戰、戰役做評述時有比較確實的史實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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