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軍海軍的鼻祖：汪政權海軍

[Hammer]

做為全球第二大，僅次於美國海軍的海上武裝力量，今日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不僅具備將作戰艦艇派往西太平洋、南海與印度洋的能力，而且還藉由參與亞丁灣護航任務與協助敘利亞銷毀化學武器的方式，不斷的將影響力擴張到全世界。因此，有關中共海軍發展戰略、組織架構、機艦載具與核子打擊能力的相關資訊，近年來都成為了國內外軍事觀察家的研究重點。

然而，對於在內陸地區發展壯大，而且長期以來信奉大陸軍思想的中國共產黨，究竟是如何從無到有的建立起了世界第二大海軍的歷史問題，則普遍乏人問津。由於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在草創初期，極度仰賴中華民國海軍投共的艦艇與人員維持運作，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為了避免自取其辱，自然而然不會在軍中推動相關的歷史教育課程。

台灣方面不研究這段歷史尚可理解，那麼中共方面又為何對自己的海軍建軍史有所隱晦呢？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又牽涉到了另外一個令接受了類似國族教育的兩岸海軍官兵都感到汗顏的問題，那就是無論大陸的人民解放軍海軍還是台灣的中華民國海軍，除了有傳承自馬尾、青島、電雷與黃埔等四座民初海軍學校的光榮歷史外，也還受到了來自汪精衛政權海軍的深遠影響。

鮮為人知的汪政權海軍

不論是在大陸還是台灣，除了研究中國近代海軍史的少數學者專家外，海峽兩岸幾乎沒有人知道日本在抗戰期間扶持的中華民國南京國民政府，也就是汪精衛政權也曾經擁有過自己的海軍。除了在國共兩黨的正統史觀下，一切與汪政權有關的人員都被視為「漢奸」外，南京國民政府海軍的歷史在台灣乏人問津的另外一個原因來自於戰時日本人從頭到尾對中國人的不信任。

汪精衛政權轄下的中華民國海軍部，是與南京國民政府同一天成立於1940年的3月30日。這一支和在重慶的中華民國海軍同名，使用同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中華民國海軍，是在南京國民政府接收了其前身中華民國維新政府綏靖水上巡察隊後所成立。與此同時，日本帝國海軍也以維新政府在上海的水上巡察學校為基礎，替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中央海軍學校。

然而，汪政權海軍在成立之初，只能從綏靖水上巡察隊、廣東水上員警所水上巡察隊以及青島華北特別炮艇隊接手了幾艘小型艦艇，根本就稱不上一支有戰力的海軍。因此，汪精衛所打的如意算盤，是希望帝國海軍將在抗戰初期為日軍所擊沉，後來又被打撈上岸修復完成的三艘中華民國海軍巡洋艦，即寧海、平海與逸仙轉交給南京國民政府海軍，以擴充其戰力。

由於當時蔣中正領導的重慶國民政府已經退守內陸，只能靠著數量少到可憐的內河砲艦在長江上硬撐著維持門面，因此南京國民政府海軍只要得到上述三艘巡洋艦的任何一艘，都能夠建立一支更具有代表性的中華民國海軍。然而，日本帝國海軍出於對南京國民政府的提防，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止都沒有向汪政權海軍移交任何的大型軍艦。

被改名為五百島的寧海號與改名為八十島的平海號巡洋艦，於1944年6月先後遭到美軍擊沉。至於逸仙號，日本人則寧願將其改名為阿多田號練習艦，也不願意將其轉讓給汪精衛政權海軍。要等到日本投降以後，逸仙號才再度回歸到中華民國海軍的編制之下。由此可見，日本人從來就沒有將汪精衛領導下的國民政府視為「大東亞共榮圈」下的平等盟友看待。

雖然汪精衛政權始終無法取得像樣的軍艦，但是在二十世紀初期做為亞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日本帝國海軍，仍舊替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了一套就連重慶國民政府看了都會心生羨慕的人才培育制度。許多南京國府海軍的人員，早在汪精衛政權成立以前，就有隨水上巡察隊以及特別炮艇隊等單位執行清剿游擊隊的作戰任務，因而擁有比重慶國府海軍更多的實際作戰經驗。

也因此，早在抗戰勝利以前，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力量，出於在戰後建立現代化中國海軍的考量，都積極的向汪精衛政權的海軍人員招手。對於從建軍以來就始終在陸地上活動，靠打游擊戰起家的中國共產黨而言，這一批由汪精衛政權海軍所培訓的人才，更將在日後建立人民海軍的過程中，扮演重中之重的角色。

劉公島起義與8路軍海軍支隊

對於1944年11月5日發生的「劉公島起義」，台灣的絕大多數讀者可能一無所知，然而此一歷史事件對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建軍卻帶來了重大的影響。位於山東省威海的劉公島，在抗戰期間是南京國民政府威海要塞司令部轄下的一個練兵營，專門集中與訓練在北京與天津地區招募到的海軍新兵。其中有不少年輕的知識份子，誤將南京的國府海軍當成了重慶的國府海軍而受騙加入之。

進入劉公島以後，這批基於報效國家之心而參軍的新兵雖然接受了全中國最扎實與專業的海軍訓練，但同時卻也時常遭受到日軍副導員的羞辱與虐待。就連許多同樣也是中國人的汪政權海軍的軍官，也因為擺脫不了軍閥習氣而常常苛扣新兵的薪餉，因此練兵站的士氣始終無法提高。在這樣的情況下，反日抗日的情緒也就很快速的在基層官兵心中蔓延開來。

很快的，就產生了一個以練兵營衛兵隊少尉隊長鄭道濟以及上士班長連城所組成的六百人抗日團體。在鄭道濟的率領下，他們於1944年11月5日發動了武裝起義，擊斃了島上日本軍官共十七人，並處決了反對暴動的汪政權海軍上校一名、中校兩名、少校一名與十多名的士兵，然後在搭乘同春號運輸艦、民德號與日生利號兩艘砲艇逃離劉公島。

上岸以後，鄭道濟原本想投效由趙保原將軍指揮，效忠重慶國民政府的陸軍暫編第12師，但是率先與他接觸的卻是中共8路軍東海軍分區敵工股長辛冠吾。在瞭解到8路軍已經控制了整個膠東半島的鄉村地區，而且本身也是滿洲國軍反正將領的趙保原將軍，與日軍仍維持著複雜的來往關係以後，鄭道濟做出了將部隊帶往中共根據地的決定。

受到「劉公島起義」的刺激，中共膠東軍區打鐵趁熱，主動出擊煽動更多華北地區的汪政權海軍部隊投效8路軍。鄭道濟發動起義後的短短五天內，駐防於山東榮成縣的汪政權海軍龍鬚島派遣隊六十七人，也在隊長叢樹生中尉的親自率領下投奔了8路軍。這支隊伍與來自劉公島的六百人一同被改編為中共山東膠東軍區海軍支隊，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第一支被冠上「海軍」之名的隊伍。

考量到這六百多名接受過日本專業海軍訓練的人才，將在未來人民海軍的建設中發揮重要作用，8路軍自然不會把他們當成一般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民軍，派到戰場上去消耗日軍、「偽軍」與「頑軍」的子彈。所以海軍支隊除了在日本宣告投降期間曾配合8路軍進攻不願意向中共改編的青島地方團隊外，在抗日戰場上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

國共內戰爆發後，由於中共根本上就缺乏海軍艦艇，因此海軍支隊的官兵主要是在林彪指揮的東北人民自治軍、東北民主聯軍以及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4野戰軍編制下從事維持「解放區」治安的工作，偶爾也一些支援性質的戰鬥任務。大陸有一本以國共東北爭奪戰為背景的小說《林海雪原》，就是以海軍支隊的故事為藍本所撰寫的。

除支援解放軍從事剿匪任務外，也還有一部分海軍支隊的人員與在內戰期間投敵的國府海軍人員一同被編入了山東膠東軍區海軍教導隊，專門負責為中共訓練第一代的海軍種子軍官。到1949年4月23日，也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以華東軍區海軍的名義正式宣告成軍之際，海軍教導隊已經為「新中國」培訓了約五百多名的海軍人才。

1949年10月25日的古寧頭大捷，讓急於「解放台灣」，完成中國統一任務的華東軍區海軍開始強化海軍水面部隊的建設工作。於是，在華東軍區海軍司令員張愛萍的要求下，先後有一百七十名海軍支隊的成員被選中進入海軍服務。在那個農民兵文化仍支配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略思維的年代裡，這一批曾接受過日本專業訓練的中共「第零代」海軍精英，終於等到了發揮所長的機會。

雖然，也有大量的具備豐富航海與作戰經驗的馬尾海軍學校畢業生，追隨著自己老長官陳紹寬的腳步投奔了解放軍海軍，但是也唯有來自於8路軍海軍支隊的前汪政權海軍人員，能夠在忠誠度與能力方面同時取得共產黨的信任，並且被當成自己人看待。所以，這一百七十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前往解放軍海軍剛剛接收自國民政府的幾艘軍艦上擔任幹部。

由於過去在汪精衛政權海軍時代接受了來自於日軍的訓練，因此前海軍支隊人員確實有不少是被分發到中華民國海軍戰後接收自日本帝國海軍，又於內戰期間投靠，或者為解放軍擄獲的日製船艦上服務。比方說由參加過「劉公島起義」的胡介山擔任艦長的濟南艦，就是原來國民政府接收自日本海軍的丁型海防艦海防194號，該艦在中華民國海軍服務時的艦名為威海。

另外一位「劉公島起義」的老幹部馬駿，則在改名為長沙艦的前中華民國海軍接12號海防艦擔任副艦長。接12號艦與威海號同為接收自日軍的丁型海防艦，其在帝國海軍服務時的名稱為海防118號。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戰初期遭到日軍炸傷俘虜的中華民國海軍國產砲艇永績號，因為是國產艦的緣故，而在汪精衛政權成立後一度被選中成為南京國民政府海軍的旗艦海興號。抗戰勝利後，回歸中華民國海軍的永績號又於1949年4月23日的江陰突圍中為共軍炮火擊沉。

隨後該艦又為中共二度打撈，並以延安號的名義進入人民海軍服務。有趣的是，參加「劉公島起義」的前汪政權海軍班長畢崑山，於戰後以艦長身份指揮延安號參加舟山海戰，更加凸顯了南京國民政府海軍與中共海軍特殊又複雜的歷史淵源。

不過，光是被指派出任解放軍海軍建立初期的各艦艦長，還不足以證明這批汪精衛政權培訓的海軍軍官獲得中共高層充分信任。事實上，他們也是1951年解放軍派往蘇聯接受訓練的第一批海軍人員骨幹。

根據《潛航：海軍第一支潛艇部隊追蹤》一書的作者黃傳會介紹，中共於1951年4月派往蘇聯的潛艇學習隊中，擔任艇長的四人裡面就有辛福源、劉蘊蒼、胡介山和一名艇政委傅永康為前汪政權海軍人員。後來，在蘇聯援助中共的四艘自豪級驅逐艦上擔任艦長的四人當中，也有三人是曾參加過汪精衛政權海軍的「起義人員」。前面提到的馬駿，就當上了撫順艦的艦長。

就算沒有機會上這四艘蘇聯提供的先進驅逐艦上服務，「劉公島起義」與「龍鬚島起義」的前汪精衛海軍人員在政治上也格外受到中共領導人的關愛。1953年2月20日，毛澤東視察了由原澳大利亞皇家海軍815噸級掃雷艦改裝而成的洛陽艦。恰巧當時以洛陽艦艦長身份接待毛澤東的，正是前南京國民政府海軍龍鬚島派遣隊隊長叢樹生。

除了勉勵叢樹生與他手下的全體官兵必須要有「愛艦、愛島、愛海洋」的精神外，毛澤東在那一次視察的過程中還寫了一段「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我們一定要建立強大的海軍」提詞贈與長江與洛陽兩艦。從早年充滿中共官方宣傳口吻的報導中，我們不難發現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前，前汪精衛政權的海軍人員在解放軍海軍內並沒有遭遇到任何適應不良的問題。

儘管從建軍發展與戰略思維的角度上來看，強調以陸基飛機、潛水艇以及快艇實施近海作戰的早期中共海軍，受到來自於蘇聯的影響遠比強調建設大型戰艦的日本來得多，但是汪精衛政府領導下的前中華民國海軍在解放軍海軍建軍的過程中扮演的角色，確實是能夠以舉足輕重來加以形容。不過，中共海軍挑戰美國海上霸權地位的企圖心，卻又與帝國海軍存在著某種精神上的共通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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