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台灣的8路軍與新4軍憶抗戰歲月

[Hammer]

為了紀念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七十週年，海峽兩岸的政府都在今年舉辦了一系列向當年參戰老兵致敬的紀念活動，以表達對這群國家英雄的感謝之意。然而，中共因擺脫不了意識形態上的拘束，不僅限制了大陸地區國軍老兵領取抗戰勝利紀念章的資格，在9月3日於天安門廣場前舉辦的閱兵活動中，邀請參加的對象也清一色的以參加過8路軍與新4軍的所謂「抗日老戰士」為主。

習近平突顯共軍「抗日老戰士」，打壓國軍「抗日老兵」的態度，理所當然的引來了海內外許多有識之士的批評，認為他的做法無疑是大開歷史倒車，並且否定了其前任胡錦濤在十年前承認國軍在「正面戰場」上抵抗侵略者作用的演說。就連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的馬英九先生，也在出席台灣方面舉辦的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紀念活動時，因提到國軍抗戰老兵在大陸遭受歧視的狀況而哽咽。

然而比較沒有人注意的歷史事實是，不少在抗戰期間參加了8路軍或者新4軍的共軍老兵，其實也在海峽兩岸於1949年正式走向分治以前，出於各式各樣的原因離開了自己的故鄉，追隨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到台灣這塊土地上。那麼這一批與大多數來台榮民有不同歷史經驗的老兵，又是如何看待這段在海峽兩岸之間仍然找不到共識的歷史呢？

手段殘暴的共軍

首先，會放著內戰勝利者的地位於不顧，選擇離鄉背井跟著戰敗者國民黨到台灣的前共軍老兵，對共產黨的統治模式必然存在著強烈的牴觸。或許也因為他們比中國大多數的軍人與老百姓更早體驗到了所謂「解放區」的生活，這些當過共軍的抗戰老兵，對共產黨統治下基層民眾必須要為了革命犧牲個人自由，甚至於基本生存權的情況有更深刻的瞭解。

現年八十九歲，居住於臺北市大安區的趙衍慶伯伯，就是抗戰期間在老家山東曹縣加入8路軍的娃娃兵之一。然而，出生自「黑五類」家庭的趙衍慶並不是像共產黨所宣傳的那樣，是出於想打日本人的愛國熱情參加8路軍的。事實上他那在地方上當大地主的父親趙光漢，一直是8路軍勒索「抗日捐」的對象，而趙衍慶本人則是被強拉到了共軍的民兵內當了人質。

在中共方面的安排下，趙衍慶進入由楊德志任司令員，黃克誠任政治指導員的8路軍第2縱隊轄下的民兵第1團擔任政治委員。年齡還不到五歲的他，被委任擔任該團的政治委員。當時中共所謂的民兵，如同今日在中東與非洲的民兵一樣，是由大字不識的散兵游勇甚至於土匪組成，因此趙衍慶的工作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對他們進行什麼像樣的政治教育。

據老先生回憶，在他老家曹縣與菏澤一帶活動的8路軍基本上不與日軍作戰，主要進攻的對象都是由日本人所扶持，中國人所組成的華北綏靖軍與警備隊等魁儡武裝，也就是俗稱的「偽軍」。趙衍慶的工作，就是在共軍對這些附庸武裝的據點發起攻勢時，故意敲鑼打鼓吸引對方的注意力，好替8路軍的武工隊爭取時間挖地道直取敵人的指揮所。

雖然是替日本人服務，但是這些綏靖軍或者警備隊的官兵畢竟也都還是由不失人性的中國人組成，不願意對一個手無寸鐵的孩子開槍，所以8路軍民兵這種聲東擊西的招數也往往能夠獲得成功。然而，假若那些日軍的附庸武裝真的不顧一點民族情感，向趙衍慶開槍的話，他可能根本就沒有辦法存活到今天。因此回想起中共的「人民戰爭」，老先生還是感到不寒而慄。

除此之外，年幼的趙衍慶還經常看到中共以鎮壓「漢奸」名義殘殺異己的畫面。這些在雙手反綁後，被迫跪在地上遭受共軍槍斃的「漢奸」，有不少其實是國民政府派往淪陷區從事敵後工作的情報人員。後來因為趙光漢因為疑似在逃離「解放區」的過程中遭到共軍殺害，趙衍慶失去了做為人質的利用價值，於是被擴編為冀魯豫軍區第18團的民兵第1團安排擔任發放《大眾日報》的報童。

直到有一天，趙衍慶在騎腳踏車從事派報工作的時候，趁沒有大人在自己身邊的機會逃到了日軍控制下的商丘，投靠三爺爺趙清靜。最後，他又在趙清靜安排下回到了自由區，並進入由國民政府創辦的難民小學讀書，結束了在共產黨根據地的生活。這種恐怖的「解放區」從軍經驗，讓趙衍慶在抗戰勝利與國共內戰爆發以後，不顧一切的追隨中華民國政府到台灣來。

另外一位住在桃園八德榮家的王和順先生，也是來自於平原縣的山東老鄉。與被迫參軍的趙衍慶不一樣的是，王和順是因為忍受不了日軍對無辜村民的屠殺而參加了由姑丈何憲州指揮的一支地方遊擊隊。這支沒有正式番號的部隊僅有三百多人，一開始是一支既不隸屬於國民黨，也不隸屬於共產黨的抗日武裝，並且也還真的與侵略者打過幾次小規模戰鬥。

王和順還記得，有一次遊擊隊打死了進入他們村莊騷擾百姓的五名日本兵，就遭遇到日軍集結的一百多人兵力瘋狂掃蕩。在日本人報復的過程中，當時還是孩子的王和順也差點死在敵人的刺刀之下。所幸當時他躲到了一具屍體下方沒有被日軍發現，才逃過了一劫。這一次的武裝衝突之後，何憲州似乎發現單靠自己的游擊武裝無法與日本人對抗，因而開始向在平原一帶活動的8路軍靠攏。

然而，中共的目的顯然不是要與何憲州合作，而是要吃掉他的抗日遊擊隊。很快的，王和順就發現姑丈不知道是在志願還是非志願的情況下，開始對8路軍方面的無理要求言聽計從，甚至開始配合中共指導員的命令處死不聽話的遊擊隊隊員與在地方上活動的國民黨幹部。根據王和順的回憶，8路軍在缺乏子彈的情況下，往往是透過活埋等極度殘忍的的手段處理反共人士的。

最後，當共產黨開始以拒絕參加部隊小組會議為理由開始找王和順麻煩的時候，他為了保護自己的生命而與四名早先一起參加遊擊隊的同鄉逃離了8路軍的根據地。諷刺的是，原先懷抱著替中國人爭取民族尊嚴的理想而加入遊擊隊抗日的王和順，在逃到河北省以後為了生存而不得不加入效忠親日政權的華北治安軍第2集團軍第8團。

儘管華北治安軍的主要任務，就是肅清在中國北方各省活動的8路軍，但是王和順表示他們第8團的官兵內心都還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因此大家內心雖然反共，但是卻沒有人願意認真與共產黨交戰。一直要等到抗戰勝利後，王和順進入國軍第92軍第21師服役後，他才正式成為了在戰場上與解放軍交鋒的中華民國反共軍人。

目前居住於台南的國軍退役軍醫張昭明少校，童年時代就生活在湖北的中共「解放區」。當時活躍在他老家孝感的中共軍隊，是由李先念擔任司令，後來擴編為新4軍第5師的豫鄂獨立遊擊支隊。不過，張昭明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卻是當時任該遊擊支隊政治委員，外號為「陳大腳」的中共女幹部陳少敏。如同趙衍慶一樣，當時尚未成年的張昭明，也在中共「人民戰爭」的政策指導下被迫當了一段時間的小小民兵。

然而，這位共產黨宣傳中英勇抗擊日本侵略者的女中豪傑，李先唸的左右手以及地方孩子們口中的「陳大姐」，在執行把老百姓當「人肉盾牌」的政策方面比起她在華北的同志毫不遜色。據張昭明回憶，陳少敏會命令手無寸鐵的老百姓，包括婦女與孩童對日軍、附庸武裝甚至於國軍的機槍陣地衝過去，目的就是從敵人手中奪取共軍所缺乏的重武器。

根據張昭明的回憶，陳少敏有著絕大多數年輕女性所缺乏的殘忍性格，每當在戰場上看到打先鋒的老百姓，因為無法承受敵人的猛烈掃射而想要退卻的時候，她都會喊出「機槍總會有打不響的時候」這樣的口號，來逼迫村子們老弱婦孺繼續往敵人據點衝去。無論有多少人民群眾倒下，陳少敏都不會替他們留下一滴的眼淚，因為看在中共眼中，這一切都是為了「革命」的需要。

當然，也不是當過共軍的老兵，都是因為反對共產黨而跟著國民黨來到台灣的。目前住在台中市北屯區的吉月祥伯伯，對於在他故鄉江蘇省泰興縣活動的新4軍蘇中軍區第3軍分區部隊存在著強烈的好感，甚至直到今天都還在家裡的電視上擺放一座毛澤東的塑像。曾經先後參加國民黨與共產黨地方遊擊隊的吉月祥就認為，新4軍才是真正代表貧苦人家的軍隊。

吉月祥回憶，當時日軍本身在泰興並沒有駐紮太多的軍隊，所以地方上呈現國民黨的太湖遊擊隊，汪精衛政權的和平軍以及新4軍等三支由中國人組成的武裝彼此對立的畫面。當時同樣處於青少年階段的吉月祥，也因為大哥吉恆餘先後參加過遊擊隊與和平軍，堂哥吉恆甫加入了新4軍的原因，在還沒有參軍以前就已經對上述三支武裝有所接觸。

他表示，由張紹華擔任司令的太湖遊擊隊雖然表面上自稱是聽從國民政府指揮的抗日武裝，實際上卻與聽從日軍指揮的和平軍第19師相互勾結，專門幹一些魚肉鄉民的勾當。就連和平軍第19師師長蔡鑫元本人，在率部投靠汪精衛政權以前，也曾經是戴笠委任的忠義救國軍游擊司令。這些曾經在自己眼前上演過的歷史，讓吉月祥始終不認為國民黨有在認真抵抗日本的侵略。

以自己先參加了國民黨遊擊隊，後來又當上了和平軍的吉恆餘為例，吉月祥指出大哥在這兩支軍隊裡面除了染上了賭博與吸毒的興趣之外，還學習到了如何利用手上的兵力走私販毒與敲詐剝削社會底層的老百姓。更讓吉月祥所難以接受的，是在於這兩支懸掛青天白日滿地紅，而且都打著中國國民黨旗號的中國武裝部隊，與以青幫為首的上海黑社會勢力存在著難以割捨的依存關係。

老人家表示，不只張紹華與蔡鑫元兩位國民黨司令都是青幫份子，就連他的大哥也在加入了和平軍後，成為了不折不扣的土豪劣紳。等到吉月祥本人也加入太湖遊擊隊後，更多國民黨的黑暗面也在他面前被突顯了出來。比方說當時擔任他們抗日遊擊隊連長的董承，其父親董瑞龍就在和平軍擔任大隊長。在這樣的情況下，蔣中正與汪精衛的部隊在泰興一般老百姓的眼中，基本上已經沒有分別。

對外來入侵者百般退讓，與「漢奸」相互勾結，又一天到晚跟老百姓強徵糧食的國民黨遊擊隊，很快的就因為遭受泰興民眾的百般痛恨而無法立足。吉月祥也因為當國民黨的兵當的一點都不光榮，而在1944年選擇離開太湖遊擊隊回到老家。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新4軍在江蘇省境內的勢力不斷發展壯大，吉月祥所居住的村莊內也開始出現共產黨的勢力。

根據吉月祥的回憶，新4軍在江蘇只與日本人打過一場規模較大的戰鬥，所以也稱不上是什麼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但是共產黨的隊伍比起國民黨的遊擊隊而言，確實是比較照顧基層老百姓的。他指出，新4軍遵從毛澤東所謂「三大紀律，八大注意」的政策，不曾像太湖遊擊隊或者和平軍那樣在地方上強取豪奪，所以老百姓對他們的印象一直都非常好。

每當有必要借民宅的時候，新4軍的指導員也必定會在部隊離開前，要求士兵將房子打掃乾淨，所以吉月祥認為這樣的一支軍隊，老百姓沒有理由不喜歡。

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新4軍雖然極少有機會與日軍交火，但是他們卻始終堅決打擊地方上欺壓民眾的「漢奸」與土匪流氓。甚至，吉月祥還曾經在堂哥吉恆甫的帶領下，當過一段時間的「支前民工」。

抗戰剛勝利，新4軍就對接受蔣委員長指令拒絕向共產黨投降，並控制泰興縣城的和平軍第19師發起大規模攻勢。那一次，吉月祥被編入了新4軍的擔架隊參加了戰鬥，負責將受傷的共軍官兵抬到後方治療。由於完全掌握住了泰興的民心，新4軍在這場戰鬥中徹底殲滅了和平軍第19師，槍斃了在地方上聲名狼藉的蔡鑫元。

但是，絕大多數的和平軍基層官兵，都在共產黨優待俘虜的政策下獲得了赦免。這些投降了的和平軍，有的參加了新4軍，有些則領了共產黨發放的路條回到了老家。共產黨殲滅和平軍的事蹟，確實令當時的泰興老百姓大感痛快，許多人也爭先恐後的加入新4軍。吉月祥就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之下，主動報名參加了新4軍在泰興的一支獨立團。

加入了新4軍以後，吉月祥對共產黨帶兵的方式更是感到五體投地的佩服。首先，他指出遊擊隊與和平軍的阿兵哥普遍患有皮膚病，但是新4軍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由此可見共產黨比國民黨更加重視基層士兵的健康。其次，他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證，指出新4軍會花時間教育士兵讀書寫字，但是國民黨就完全沒有這樣的政策。

所以一直到現在，吉月祥都還非常感謝共產黨為他提供的基礎教育，並認為若要是沒有新4軍，自己可能到現在都還是一個文盲。令人感到矛盾的是，居然吉月祥如此的欣賞與愛戴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他又是出於什麼樣的動機作出了隨中華民國政府遷移到台灣的決定？因為根據吉月祥的口述，他並不是後來被國軍強拉到台灣來的壯丁。

原來，吉月祥是因為聽了他那位在抗戰勝利後參還鄉團的大哥吉恆餘的勸說才離開了新4軍。還鄉團主要是由在抗戰末期遭到共產黨清算鬥爭而被迫逃離家園的地主士紳，在國民政府支持下臨時拼湊起來的民間武裝。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配合國軍正規部隊打回自己的老家，並且對在地方上活動的共產黨基層組織施以報復。

親眼看到大哥殺害七名共產黨幹部的吉月祥，因為深知自己若回到新4軍必然將會被當成「叛徒」處理掉，於是透過在國軍海軍陸戰隊第2師服務的同鄉幫忙，在1949年跟著政府輾轉來到了台灣。至於他那來不及離開大陸的大哥，則是混入了中共的鐵道兵團苟且偷生了一陣子，才因身份曝光遭到槍斃。然而，吉月祥卻認為大哥遭到共產黨殺害實在是一點都不冤枉。

以上吉月祥關於在國共兩軍的記憶，最多只能反應戰時泰興縣淪陷區的情況，而不能夠擴大解讀為整個二戰中國的普遍現象，從而證明共產黨是抗戰的「中流砥柱」，或者國民黨「消極抗日」。然而，如果說共軍在趙衍慶、王和順與張昭明等人心中留下了「殘酷無情」的印象，那麼在吉月祥心中顯然留下的是「愛民如子」的想像。

由於沒有親身體驗過鎮壓反革命、反右派運動、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吉月祥對共產黨的好感直到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以後的今天都沒有任何改變。甚至當前參謀總長郝柏村將軍在今年出版《重返抗日戰場》一書要求大陸正視蔣委員長領導抗日史實的時候，吉月祥還一度有過想提筆寫信駁斥這位國軍老長官的想法。

恐怖份子還是愛國志士？

那麼，究竟共產黨是「殘酷無情」還是「愛民如子」？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因為老兵們身處不同的環境，或者隸屬於不同的社會階層而有不同的感受。一般而言，出生於富裕家庭者，尤其是共產黨口中所謂的「大地主階級」，無論是否魚肉鄉民或者樂善好施，都很難避免成為中共幹部清算鬥爭或者擄人勒贖的對象。

如果以中共在50年代建政初期推行的鎮壓反革命情形來看，共產黨確實是有計劃的在清除社會上百分之十他們認為「不夠進步」的老百姓。從這個角度來看，趙衍慶與王和順對8路軍的描述是符合事實的。缺乏武器彈藥的中共，為了從敵人手中奪取足夠的作戰物資，不論是在抗戰還是內戰期間都有強迫老百姓當「人肉盾牌」的前科，這一點張昭明所講的也絕對是實話。

父親在抗戰時代服務於西北軍第68軍，畢業自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碩士班的李至平先生認為，中共之所以會採取如此恐怖殘酷的手段進行社會改造的原因，可能是在於他們認為若不採取如此激烈的手法，中國無法在短時間內成為一個統一強大，同時又不受外國帝國主義侵略與控制的國家。換言之，殘暴是中共為了實現民族獨立而不得已為之的一種手段。

美國左派反戰理論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也以越戰期間手段殘酷的越共為例，發表了類似的看法：「我不認為由於民族解放陣線的恐怖活動令人髮指，就應該對之一味譴責。使用和不使用恐怖活動的結果分別是什麼。如果不使用恐怖活動的後果就是讓越南的農民繼續過著菲律賓農民那樣的生活，那我想恐怖活動是有合法性的。」

中共從抗戰開始到建政初期這段時間，所採用的各種近似當今伊斯蘭國恐怖組織的統治手段，究竟是否為中華民族抵抗外來侵略，並且重新崛起的一條必經之路？這恐怕是一個海峽兩岸學界永遠難以取得共識的問題，因為就連許多沒有參加共軍，曾於抗戰期間在淪陷區生活過，並在大陸淪陷時隨政府來台的國軍老兵也都很難給出一個肯定的答案。

住在台中市西屯區的劉運隆老先生，就是在戰後跟隨中華民國政府遷台的裝甲兵。戰時他的老家湖北省雲夢縣由效忠汪精衛政權的維持會負責治理，平常日軍因為受限於日本與南京國民政府簽署的《日華基本關係條約》，不太會到村子裡找老百姓麻煩，大家的生活過得還算可以。所以，劉運隆實在是沒辦法把帶給自己穩定生活的維持會當成「敵偽組織」看待。

然而，在湖北省活動的新4軍，雖然沒有能力在戰場上與日軍進行硬碰硬的決戰，但是卻經常性的對維持會發起恐怖攻擊，引起老百姓的恐慌。這個時候，劉運隆等淪陷區居民就陷入一個非常矛盾的局面。要不就是在維持會提供的安穩日子下逐漸習慣日軍的佔領與汪精衛的統治成為「亡國奴」，要不就是莫名其妙的死在日本人所發動的清鄉與掃蕩之中，成為中共口中的「愛國英雄」。

所以，對於像劉運隆這些在抗戰時代生活在沒有國民政府正規軍活動，只有共產黨與汪精衛政權作為選擇的老百姓而言，似乎沒有辦法同時不當「亡國奴」又安居樂業生活的。因此，劉運隆表示當看到新4軍對維持會發起攻擊時，老百姓內心還是或多或少會有一種重新拾回民族尊嚴的感覺。他對此無奈的指出：「維持會給了我們安定的生活，共產黨給了我們當中國人的驕傲。」

儘管8路軍與新4軍究竟是恐怖份子還是愛國志士的問題，哪怕是在主張兩岸和解的泛藍陣營裡都找不到共識，中華民國政府與軍方在今年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的活動中，出於還原歷史真相的目的，還是對曾經與日軍作戰的共軍老兵給予了應有的肯定。首先是在今年出版的「勇士國魂」紀念月曆上，國防部正式承認了在與日軍交戰中陣亡的8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為中華民國的抗日烈士。

「勇士國魂」紀念月曆的製作人，國防部心理作戰大隊梁紹先少校在受訪時指出：「當初會將左權放上月曆的烈士名單，完全是因為當時的8路軍在編制上屬於國民革命軍的一部分，而身為8路軍副參謀長的他又是在與日軍作戰中陣亡，符合了當前國軍對中華民國抗日烈士的定義，這麼做的目的是因為抗日戰爭歷史的真相本來就在台灣，而不是我們要與對岸爭奪歷史詮釋權。」

其次，中華民國國防部今年6月15日宣告頒布抗戰勝利紀念章時，也明確表明了無論是在抗戰勝利後轉投共軍者，還是在抗戰期間就服役於8路軍與新4軍編制下，並參與對日作戰的老兵，通通都符合紀念章的申請資格。此一政策相較於中共限制打過內戰的國軍不得領取抗戰勝利紀念章的政策，已經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贏得了歷史的高度。

因此，張昭明與王和順等曾經被迫參與共軍的國軍老兵，也都先後在今年以抗戰先進的身份獲得了馬英九總統的表揚。後者甚至還在國防部的邀請下，穿著灰顏色的國軍老制服，參加了7月4日於新竹湖口舉辦的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兵力操演。雖然曾經度過白色恐怖時代那段令人回想起來就提心吊膽的歲月，但是兩位長者在政府的照顧之下，都享有愉快又有尊嚴的晚年生活。

至於從來就沒有認同過國民黨政府，而且又是受到自己大哥牽連才被迫離開故鄉的吉月祥，則認為自己當年若選擇留在中國大陸，會有比到台灣來有更好的發展。他到現在堅持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要消滅共產黨與中共政權內腐敗的高級幹部與官員。儘管有不少無辜的人民群眾因文化大革命的失控而遭受到迫害，但老先生堅持相信這場政治運動有其發生的必然性。

他認為台灣就是因為沒有經歷過文化大革命，政治人物才通通都被四海、竹聯、洪門與天道盟等幫派勢力把持，就跟抗戰時代的國民黨一模一樣。雖然非常推崇在台灣推行十大建設的蔣經國，並且認為他是真正帶領中華民國走社會主義路線的國家領導人，但是吉月祥仍認為自己今天如果在大陸，至少也還能夠當一個受人尊敬的「離休幹部」。

相較於始終與台灣社會格格不入，無論與外省人還是本省人都話不投機的吉月祥，趙衍慶則積極參與台灣的政治。靠購買股票致富的他，曾於去年參加台北市市長的選舉，並且因為明確提出了要讓窮人過好日子的政見，而獲得了僅次於柯文哲與連勝文的第三高票。落選後，趙衍慶仍沒有放棄服務人群的希望，再次投入明年台北市議員的選舉，希望能為深化台灣的民主政治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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