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彥修：我所經歷的“延安整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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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彥修 我所經歷的“延安整風”
稿源：南方人物週刊 | 作者：曾彥修口述 沈洪整理
日期：2012-03-23

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雲。夜半捫心曾問否？微覺此生未整人。 ——曾彥修《九十自勵》

曾彥修，1919年6月生於四川宜賓。19歲奔赴延安，從陝北公學和延安馬列學院畢業後，進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親歷了40年代延安的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
解放後，歷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南方日報社社長和總編輯等。1954年調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長、副總編輯。
1957年，曾彥修的“答黑板報記者問”編入中宣部的《宣教動態》，被康生點名批判。當時仍然擔任反右領導成員的曾彥修，最終將自己劃入右派名單，這讓他成為中國第一個自報的“右派”。
1960年至1978年，曾彥修在上海《辭海》編輯所任編輯。1979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總編輯、社長。1984年退休。1985年至2008年，潛心研究蘇聯崩潰的歷史，著有《天堂往事略》一書。
在晚年的一首小詩中，他回首往事，“微覺此生未整人” 。他說，“反思一輩子，沒害過人，這是一個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

　　被殺的不是工農是富家子弟

　　我是1919年生的，十一二歲時，恐怖就來了。我懂事起就恨蔣介石。說蔣是親日派，要投降日本，確實不能成立。但他當時殺青年人殺得可怕，卻是真的。
　　蔣介石把持政權以後，1927年到1933年，對共產黨左翼人士進行屠殺。其實我們那裡（四川宜賓）還不是蔣介石，而是本地的軍閥政權。
　　殺掉的什麼人呢？如今一天到晚說是工農。我們在城裡聽到的不是這樣，是大少爺、二小姐，今天某家二小姐出事了，明天某家大少爺槍斃了……當然工農會有犧牲，會有殺頭，我在城裡不知道。
　　共產黨員不等於是工農，我看見的全部都是知識份子。其實多是中學生，還有中學畢業的，這些人反倒不是窮光蛋，家裡都相當富裕。被捕後，全家賣房產湊五千到一萬，把他贖出來。贖出來的時候，要寫悔過書，都是長輩在獄外給準備好的，“年幼無知，誤入歧途”等。這算不算“自首”？
　　江青講1927年到1937年是文化黑線，跟事實完全相反，這個話就是反革命。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喚起了全中國的小知識份子，就是中學生以上，有那麼百分之幾的人開始覺悟。
　　那以後抗日救亡運動就開始了，1932年，我在四川宜賓敘州聯合中學35班，李鵬的父親也是那個中學的。35班五六十人，後來有3個人到了延安，多年彼此毫無聯繫，都是受左翼文化影響，並不是直接接受過共產黨的什麼宣傳。
　　什麼是左翼？不是上面哪一個單位組織派人來向我們宣傳講課，而是通過上海的左翼文化的作品，主要是文藝作品、電影、音樂等。社會科學類作品比較難懂，基本是翻譯的。30年代上海這些東西的革命影響大得不得了。
　　假設沒有上海租界，左翼文化運動還開展得起來嗎？在北平、南京就不行。租界的情況，現在電影、電視裡面反映的，不完全真實。租界裡面實際上是很自由的，黨中央的宣傳部等都在租界裡面搞。在共產黨成立前後，印《共產黨宣言》沒那麼困難。你印的書要發行到全國去，國民黨禁，租界它禁止不了。
　　租界裡面，國民黨文武官員跟普通人平等待遇。國民革命軍穿著軍服進去是不行的，必須繳械。你乖乖地繳械，租界才准你進去，所以左翼文化運動開展得起來的一個條件，就是有租界。
　　1927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宣傳裡面，最好的辦法是電影，電影特別偉大，好懂，大家愛看這個東西，只要是通鐵路，長江岸邊通船的中等城市，都有電影院。放一個《漁光曲》就不得了，青年們就轟動了。所以電影的貢獻特別大。
　　我本人，還有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送到延安去的。後來把30年代黨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學藝術界人士，統統打成反革命，實在是對不起中國人。


　　青年去荒涼邊塞投什麼機？

　　延安最活潑的時期是1938年到1939年秋天。兩三萬青年去了要吃飯啊，窯洞是新挖的，消費品都是外地運來的。再加上國民黨封鎖，到延安的人就比較少了，1940年人數大大減少了。
　　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到前方去。打仗是長期醞釀在心中的感情，抗戰一爆發，我們就想參加戰鬥了。沒人想跑到西北黃土高原的小城，待個十年八年。做夢也沒有想到。到延安之前知道這個邊塞小城的荒涼，談得上投機嗎？青春、性命一概不要，只為救亡。
　　國民黨不是也打仗嗎？你為什麼不到國民黨那裡去呢？國民黨也在抗戰，各種訓練班也在招考。但是進步分子、左翼分子不相信國民黨蔣介石真抗日，認為他沒有能力抗戰。我們當時一半是對蔣介石不信任，一半當然是幼稚。認為日本人來了，我們全民拿著槍、拿著刀，就可以打仗。
　　當時到延安去的有一些地下黨員，他們當然是到延安報到，聽黨分配幹什麼。而我們其他人，就是為了能直接上戰場，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
　　但黨中央不是這樣準備的，像我們這樣的人，算是“知識份子”，中學生到延安去就是知識份子，大學生就不得了。大學生也有，並不多。
　　黨中央覺得這些人有用，按計劃把這些人派往山西、山東、河北那些比較落後的、長期沒動靜的地方。派一個進步學生到500公里外的一個小鎮，不到3個月，村裡的人都鬧開了。
　　這麼一鬧作用很大，青救會、掃舊會這套都搞起來了。我這個人，不會唱歌，不會演戲，什麼都不會，但我到一個小村子去搞3個月，基本上群眾團體都搞起來了。特別是經過共產黨訓練以後，都有這個本事。到一些落後的、兩三萬人的小鎮，3個月到半年，就會給你攪翻。
　　整風之前，一天到晚唱救亡歌曲，唱《黃河大合唱》。活躍是表面上的，一切均是抗日救亡，其他事情並未涉及。


　　整風前完全沉寂

　　到了整風運動，1940年以後，情況就不一樣了。整風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來了。
　　什麼演戲、歌詠、貼標語、貼壁報，1938年後這些事兒已經沒有了，大家都是進步青年貼它幹什麼？有些青年開始苦惱，這樣下去，好像與原來的意氣風發，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樣。
　　1939年秋天以後，人口就大大減少了。沒有飯吃了，這麼多人，只消費不生產，人口必須疏散，就比較沉寂了。
　　1941年整風報告以前，延安所有報刊統統停了，第一個中央機關雜誌《解放雜誌》，1941年春天停刊；《八路軍軍政雜誌》停刊，《中國青年》停刊，《中國婦女》、《中國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們也出過一個刊物，到1941年全部停了。
　　整風跟我們小青年其實沒有什麼關係，我們當然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全部停，說這些東西都不符合毛澤東思想。1941年7月間，開了一個什麼會，把張聞天的職務也免了，這個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張聞天1942年1月就下鄉，帶著個農村調查團，我是跟著去的一個。
　　1942年開始整風，2月8號毛澤東作報告反對黨八股。我們看見這個報告，興奮得不得了。反對黨八股開始時候也不是整我們，我們沒有什麼好整的。
　　開始是針對王明、博古、張聞天，他們是受蘇聯的影響，他們是錯誤的。
　　現在來看，即使是他們裡面最有學問最文雅的張聞天，有的文章寫得確實不好，打倒一切，什麼都要打倒。張聞天自己也沒有辦法，只要不是共產黨，統統打倒。史達林最有名的一個謬論就是：中間派是危險的敵人！現在還印在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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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風開始後，1942年頭三四個月，一些知識份子老黨員，包括丁玲、王實味這些人在內，完全理解錯了，以為這是真實的思想解放運動，大家要說什麼，都來了。當時掌握《解放日報》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發了王實味的那些東西，也刊發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其實《三八節有感》沒有什麼大的錯誤。
　　《三八節有感》說女同志受的照顧不夠，重勞動也要參加，每個月例假也要去勞動，這種東西你說有什麼反黨呢？她只是作為老的女革命家，講講這些話罷了。
　　王實味用的是另外一種筆調，諷刺得很厲害。諷刺、挖苦，甚至帶一點對敵鬥爭的語氣，脾氣大。是不是王實味的用心很壞？恐怕也不是。
　　整風一下子從反對王實味、丁玲開始了。上邊的整風，是整教條主義，我們絲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黨員整什麼呢？就整小資產階級作風，開始人人檢討。整風開始是整這些小知識份子的“半條心”。半條心是指帶著一種浪漫主義的思想來參加革命。


　　查“小廣播”整“半條心”

　　下層整風從查“小廣播”開始，“小廣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間互相傳遞意見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對上層領導有意見，對領導不滿意。這些意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王實味《野百合花》裡面的東西，不過沒有王實味講的那麼尖銳。上面的聽到了，“不得了，雖然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們不是來革命的，他們是反革命的”。
　　於是開始要求填小廣播表，人人要填，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後來發展為“搶救運動”，就是從這個事情幹起來的，青年統統都變成了特務。填“小廣播表”是哪一個人發明的？康生一個人發明？他恐怕沒有那麼大的力量。
　　小廣播表填了之後就互相批判、揭發、告密，開始叫半條心。後來一揭發，就說你們是兩條心。
　　整風到了後來就是每個人寫檢討。檢討教條主義、個人主義，這是過不了關的，後來從小廣播到半條心，開始有點升級了。懷疑這些青年：是不是像他們講的那樣，出於抗戰熱情到延安來的呢？究竟他們是來幹什麼的？成千成萬地往延安湧，這背後是不是有什麼東西？是不是國民黨送來的？有那麼多人真會犧牲一切到延安來找共產黨嗎？
　　一遍一遍逼得沒有辦法了，個別人就編造自己是甘肅蘭州來的，說他加入的地下黨是紅旗黨，是國民黨特務成立的。不久我聽康生報告，完全肯定了這是個“事實”。紅旗黨這個說法大概1942年夏天以後就普遍講了。
　　他說地下黨是特務組織。1937-1939年到延安來的，是國民黨派進來的。這個說法怎麼能相信呢？但是輕易就相信了。現在還有人堅持說延安當時是有國民黨特務的，無非是想為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辯護。


　　那時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

　　到了1942年，從半條心到兩條心，再加上紅旗黨的胡說被聽信以後，就開始對所有抗戰以後進延安的人進行審查，不管你是黨員也好，非黨員也好，統統審查。有些人也不在此內，比較老的黨員，陳伯達、周揚等不在內，懷疑的物件還是“一二•九”以後，1936年以後，參加救國會、民先隊的，抗戰以後到延安的。
　　一連幾個月，日日夜夜都鬥，你就變成國民黨特務了。你必須交代，就編嘛，然後又聯合起來鬥我，我也變成國民黨特務了，我只好承認了。
　　然後是交代，要寫你在延安還有什麼同夥。有些人經不住鬥，就“招”出來一大批，於是就搞成了一個特務網。1943年7月，康生出來做了一個報告，在這個報告的基礎上延安大概鬧到1943年底，其他地方鬧到1944年，叫“搶救運動”。
　　搶救你，挽救你，把你從國民黨特務裡搶救出來。這一來就亂了，是對當時到延安的青年一個根本上的認識錯誤，也是對1935年到1938年國民黨區的大形勢根本性的錯誤認識。這樣做，共產黨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至少，這些青年是因為蔣介石打日本不行、共產黨打日本行才來的嘛。
　　所以，運動之後，人們完全停止互相交往。延安所有的單位都修土牆，這個土牆是自己修的，我也修過，把自己包圍起來。整個延安分成了幾十塊，包起來了，互相之間有幾年沒有來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來往了。
　　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從楊家嶺出發，張聞天帶著一個農村調查團到晉西北去，我跟著去了。到1943年4月，一個電報調我回延安，一個人回來的。回來之後，我就參加了一兩個月築圍牆的勞動，才發現到食堂去吃飯要互相看著，兩個人看一個人，不允許自由行走了。
　　過了不久，7月份康生那個“搶救運動”報告會在楊家嶺舉行，我還去聽了。康生講特務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訓，弄來弄去都是AB團。他說中央裡特務多得很啊，都是特務了。
　　哪曉得，回到單位後我就失去了自由，由幾個人看著，鬥了一兩個月。“你在什麼地方加入國民黨的，誰派你來延安的，來延安幹什麼……”人人都編，我也“承認”了自己是國民黨特務，但我絕不牽扯到別人。一個字也沒有。
　　那時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每個人在整風、搶救運動寫的東西加起來都有好幾十萬字，上百萬字的都有。我也寫了幾十萬字，幹什麼呢？罵自己。我有一條紅線不能跨過，沒有一個字涉及別人。
　　我認為共產黨員就是要有個性、有膽量、有擔當，不要害人。要人人檢舉，搞得人人不講道德，還叫共產黨？大家都成了軟體動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
　　決不能訓練青年去監視人
　　後來，一個運動比一個運動厲害。為什麼延安“搶救運動”的教訓還不接受呢？我完全不懂！為什麼要自己搞自己，越搞越厲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沒有別人了。
　　搞倒劉少奇，搞倒陶鑄，周總理死前還要反復申辯。國民黨刊登周恩來脫離共產黨啟事時，周已經到了中央蘇區了，這是都知道的嘛。還要整他，這幹什麼啊？而且至死不放！
　　國民黨都還講精誠團結。沒有“精誠”，就沒有“團結”。互相猜忌到這個程度，周恩來也不信，劉少奇也不信，只有我一個人了。只有江青可靠。中國沒有了，共產黨也沒有了，正氣道德全部敗壞，徹底敗壞，把我們的後代也敗壞了。敗壞了什麼呢？就是迫害別人以求上升，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把自己的人民變成互相監視，你報告我，我報告你。這個國家表面上看起來天天放炮，紅旗招展，但道德哪裡去了？人民的道德水準一墮落，這個國家就不可挽救了。蘇聯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再怎麼樣加強政治教育，都不能訓練青年去監視人。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黨務工作，這叫作特務工作。
　　特務工作絕對要在黨內、在青年人內取消。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幹，絕對不能幹。
　　我們養成了這種習慣，一個運動接一個運動地來，以為去監視別人、去報告別人就是對党忠心。這把我們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們廣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於是變得卑鄙起來。一個人一天到晚監視別人，書讀得再好有什麼意思呢？人格沒有了嘛。
　　共產黨要解放全人類，要解放勞苦大眾，就要特別注意別傷害人類的道德良心。沒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麼算共產主義？假的！吃得好一點，穿的好一點就是共產主義？監視人、報告人得到提升，這是最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