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情報員殺手級「四一隊」專責行動制裁

[Hammer]

軍情局在民國六十年，曾訓練四位女性情報員，專責「行動制裁」，代號是「四一工作隊」。其中，年齡最大者，也是唯一本省籍的情報員余美慧，打破四十年沉默，首度公開這段不平凡的經歷。

　余美慧擅長鐵頭功，還可用筷子射入木板，爆破、跳傘，刀槍棍棒與拳腳，樣樣能使，三年多受訓，練就一身「制裁」本事。以下報導內容為余美慧口述當年練功情形，記者以第一人稱整理：

　我是南部鄉下人，因鄰居做私宰，受牽連曾進出法院，親戚在情報局工作，問我要不要去學體育、英文與國文，工作由國家安排，但沒有提「情報」兩字，我想這就等於念大學，於是報了名。當時只有十九歲。

　到台北情報局測試時，嚇一跳，約有廿多人，有人就坐在地上抽菸，嘴唇黑黑的，也有人是做酒女的。最後錄取我、賈玉鳳、王抱珠與李明秋四人。民國六十年四月一日正式開學，在北投的特訓中心，後又搬到三重，學歷比照情幹班十九期。

　受訓三年多期間，上午是上課，要學廣東話與英文，還有上情報專業科目，下午與晚上練功，教練是李克煉，非常有名，他是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每天大清早要從北投跑到陽明山，穿鐵砂衣跑，但只穿上半身，沒有像「九一工作隊」，都是男生，得穿全身，五十公斤重。中午十一點，如果是大熱天，教練會準備四張塌塌米，上面先放七床棉被，先在太陽底下曬燙，等吃完午飯，就叫我們換上男生的短汗衫，蓋著棉被睡午覺，這叫「蒸骨」，剛開始哪睡得著，難過的好像有一萬隻螞蟻在身上爬。

　蒸完骨，每人得喝四大杯蜂蜜水，喝不下，教練會逼著喝。由於練功手會粗，那時沒有女性保養品，教練規定每天要用蜂蜜塗手保養。教練說，女生如果手不細，將來出任務，被人一眼看出會功夫，很容易被識破身分。

　受訓四個月才開始放假，只有星期天，早出晚歸，事前要報告行程，情報局還會派人跟監，如不照行程，就會禁假。

　我的體重較重，受訓時有八十一公斤，教練因材施教，所以我練的是鐵頭功之類的硬功夫，體重輕的就練飛簷走壁的壁虎功，我可以用筷子射進木板，也練過飛蝗石；總之，有些功夫是就地取材，手邊有什麼，都要當做武器使用。

　練氣功到一定火候，可以讓摩托車從身上壓過，有些男的行動制裁隊員，還可以讓吉普車壓過。

　由於四個女生天天在一起受訓，所以感情很好，其他三名隊員都是十七歲，比我小二歲，我算是大姐。而情報局也很重視「四一隊」，情報局長葉翔之每個月都會來看我們一次，了解訓練情形，一起吃飯。

　我一直到開訓，才知道「四一工作隊」是什麼任務（指行動制裁），才知道原來上台北學體育，學英文是要當情報員。隊長李達球也要我們四個女生，為國報忠，斷了結婚的念頭。

　練功很苦，但我抗壓性強，膽力也夠，告訴自己一定要咬牙撐過，當然有時會想家，也會獨自暗泣。我父親是公務員，他反對我受這些苦，跳傘時曾邀父親去看，他看到女兒吃這麼多苦，心痛的在旁一直掉淚。

　我在六十二年授少尉官階，分發在特訓中心，並繼續受訓練功，八十二年任滿廿年，中校退役。廿年間，並沒有派過海外，曾結過一次婚，但很快就離了。年輕時練功，雖擦特調藥酒，但畢竟有內傷，現每周洗腎，脊椎開過刀，領有殘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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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er]

陸軍少將羅賢哲遭中共「先色誘後利誘」，叛國成為共諜。其實，軍情局在民國六十年初，也曾訓練四名女殺手，即余美慧、賈玉鳳、王抱珠與李明秋。這四名女殺手的代號是「四一工作隊」，訓練與男性殺手一樣，每天都得穿鐵砂衣，訓練完成後，曾有兩名成員前往香港，在舞廳工作，以舞女做為情報工作的掩護身分。

　軍情局總共訓練過四批暗殺隊，成員總計有廿四人，其中，男情報員有廿人，女情報員計有四人。這四批暗殺隊代號，依序是九一工作隊、九一二工作隊，九一三工作隊與四一工作隊。

　九一工作隊成員有五名，全挑自少年感化院，人人都有案在身，成為情報員後，政府破例塗銷案底、抵免刑期。由於九一工作隊的組成背景，個個驍勇，但全是頭痛人物難以管教，故自九一二隊起，便挑正統情幹班畢業的情報員受訓。

　九一二工作隊有十名成員，全是男性。九一三工作隊有五名成員，也都是男性，其中包括情幹班廿一期出身，在氣功界極負盛名的李鳳山。

　軍情局訓練的這廿四名殺手，後來都擔任情報員工作，並分派各單位，也有成員潛伏過大陸；姚海張後來因紀律問題，被「家法」關進軍情局的臥龍山莊，不然也會被派到香港這個情蒐大陸的重地。

　自江南案後，軍情局便不再進行任何海外暗殺任務。事實上，軍情局在台灣，前後也僅訓練過這廿四名殺手，當年受訓的暗殺絕技，已有部分失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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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mer]

「四一工作隊」余美慧、賈玉鳳、王抱珠與李明秋這四名女情報員，目前均退役，一人旅居美國，二人住南部，有一人得帕金森症，記憶力漸褪。

　余美慧等四人，是軍情局在台灣唯一受過完整「行動制裁」訓練的女情報員，依當年時空背景，完訓後，隨時可能就會派任務，並有為國犧牲或失事的可能，所以情報局長葉翔之才會每月都來探視，情報局也要他們斷了結婚念頭，並不時強調「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革命死，兩者皆可拋」的人生價值觀。

　四一隊完訓後，有兩名隊員隨即送去台灣的舞廳「見習」，訓練當一名舞女所需的知識，然後就派到香港，以舞女作掩護身分潛伏，執行情報局交付的任務。不幸的是，這二位「舞女」仍遭中共識破，身分曝光，軍情局在安全顧慮下，連夜安排漁船偷渡返台。由於身分曝光是情報工作一大忌諱，軍情局也不敢再賦予重任。因此，這兩名女情報員，受過完整行動制裁的情報員，任滿十年即退役。

　余美慧則是任滿廿年退，是四一隊第三位退役的人。此外，四一隊有位隊員因任務需要，曾回役一次。

　這四位女隊員情如姊妹，退役後，仍經常聯絡，在美國的王抱珠，直到現在，每周都會打兩次電話給余美慧。四一隊員，也從未對外公開身分，直到兩周前本報報導「九一工作隊」，五名受過行動制裁的男性情報員後，余美慧始同意受訪，但只願談練功等非機密之事，其他三位女情報員，更未曾曝光，即便是軍情局的人，知道「四一工作隊」的人，也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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