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1月13日 19:53:51 來源： 中國新聞網
《黨史》二卷問世：“成就寫夠，錯誤寫透，評價公正”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 年—1978 年）由中央黨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2011年1月11日，中國共產黨迎來它90歲的生日禮物：《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1949年—1978年)由中央黨史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前《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1921年—1949年)出版于2002年，記述的是1921年至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它是中央黨史研究室在199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的基礎上修訂而成的。
從1995年開始，在過去的16年裏，《黨史》二卷的編撰歷經數十輪次修改，並報送百余位領導和專家學者審查、討論。其反復斟酌的中心問題是：對這一時期所犯的錯誤該如何正確認識，對這29年該如何評價？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張啟華曾主管二卷的編撰和修改。在外界眼裏，張啟華是敢說真話的人，在《黨史》二卷的一次研討會上，張啟華坦承：在新中國成立後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這段時期黨所犯錯誤的問題上，分歧較多，這往往是由于研究者看問題所持角度不同，或者掌握資料不同，還有跟個人經歷不同也有關係，統一思想確有難度，但不要上綱上線、互相扣帽子，而應該認真討論，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作指導，盡量多地挖掘史料，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大家的認識會逐漸趨向統一，盡量接近真理的。
作為歷史學者，張啟華認為，這是一段曲折探索的歷史，是正確與錯誤、成功與挫折錯綜交織的歷史，這種復雜性，是剛剛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和國艱難探索的寫照。
歷史是不可割斷的，“不說清楚以前，就說不清楚以後。”《中國新聞周刊》和張啟華的對談就從這句話開始。
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談《中國共產黨歷史》二卷背後
在這29年黨的歷史中，黨經歷過失誤和曲折，這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方面。正確看待失誤和曲折，要堅持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把這 29年黨的歷史放在當時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去分析，放在90年黨的歷史中去把握，防止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看問題。這對于正確看待黨走過的這段彎路，準確把握黨的歷史的主流和本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錯誤是不能回避的”
中國新聞周刊：據了解，從1995年開始，《黨史》二卷的編寫工作就啟動了，為什麼到現在才出版？
張啟華：這是因為正確認識這樣一段復雜的歷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經過反復研究、不斷修正，才能比較接近正確。
《黨史》二卷反映的時間段，是從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本書任務是對這29年歷史進行客觀敘述，同時作出正確評價。這段歷史的復雜性，更需研究者反復研究討論，以取得正確認識。
事實上，本書稿經過了中央的幾次審查，眾多專家學者的多次審讀、反復修改，同時考慮到在一些問題上有各種不同觀點，還要能為大多數人所接受、認可。這確實需要長時間的努力才能做到。
這樣一部長篇著作，用十幾年的時間來完成，並不算很慢。現在完成的《黨史》二卷，有90多萬字，分上下兩卷。
中國新聞周刊：聽說中央沒有通過早前書稿，是因為寫錯誤多些，顯得灰暗，是這樣嗎？
張啟華：的確如此，最初書稿寫錯誤較多、較細，中央審查沒有通過。為此，我們組織大家務虛三周，從認識上盡量統一思想，重新修改提綱，對一些重要事件認真核查，對一些重要觀點都進行了認真討論。
錯誤是不能回避的，這一時期我們黨在工作上、指導思想上，犯過錯誤，有些是嚴重錯誤。這就是鄧小平說的，我們搞了20年“左”，指的是在1957年“反右”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這段時期所犯的“左”傾錯誤。研究這段黨史回避不了犯錯誤這個問題。
但關鍵是怎麼寫的問題。我們寫錯誤，是為了以後不再重犯，不是要去渲染、發泄，而是要分析犯錯誤的原因，包括主觀原因、客觀原因，歷史根源、理論根源，以及國際環境的影響，等等。目的是從中吸取教訓，發揮黨史特有的資政育人作用。
同時，對這29年取得的成就也要寫夠，不能因為犯了錯誤，就不願意多寫成就。所以我提出要成就寫夠，錯誤寫透，評價公正。這樣寫出來，歷史的全貌就比較明亮了，這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1966 年9 月19 日，哈爾濱市在“紅衛兵廣場”召開“黑龍江省無產階級滅資造反點火大會”。
“不要重在批評個人，包括毛澤東”
中國新聞周刊：具體操作過程中，遇到哪些現實的困難？
張啟華：對于這段歷史的評價，一開始大家的思想不是特別統一，包括社會上很多人也覺得這段歷史不能肯定，犯的錯誤太多，傷人太多，持否定態度。
為了統一思想，也為了使我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更清晰，我認為確定這段歷史的主線是個重要問題。
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就是怎樣正確認識這段歷史的主線。我認為，這條主線，就是黨帶領全國人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努力探索適合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但在探索中有很多曲折，犯了很多錯誤，在新時期我們對這些錯誤進行總結，接受教訓，最後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那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這麼一條主線。
我有一個觀點，就是對前輩一定要非常尊重。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我們主要看他是否完成了那個時代賦予他的使命，要多看他們的貢獻。他們在探索的過程中肯定是會犯錯誤的，因為摸著石頭過河，誰都沒有經驗，犯了錯誤不能一棍子打死。
不要重在批評個人，包括毛澤東。這段歷史是我們黨自己走過的歷史，沒有任何個人恩怨在裏頭，現在有些人把這段歷史鬧成一個個人因素，比如就是毛澤東的錯，毛澤東如何品質不好如何整人，寫歷史是不能這樣寫的。黨的歷史上犯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因為他是主要領導人。但同時要看到，我們黨是一個領導集體，在整個探索的過程中，黨的領導集體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是探索的主體。
總之，錯誤不可避免，對前人不能苛求，同時不能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不能不考慮歷史的局限性問題。
中國新聞周刊：對于這段歷史的編寫，中央領導人有何指示或態度？
張啟華：我們寫這段歷史一定要跟中央保持一致，一個是要跟《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保持一致，再一個就是跟中央文件、中央領導人的講話和精神保持一致。
對這段歷史的總體評價，2006年建黨85周年時，胡錦濤在“七一”講話中指出，我們黨幹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就是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以後的發展開辟了道路；第二件就是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經過努力建立了獨立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係，使我們的國家能夠屹立在世界東方；第三件就是成功地進行了改革開放。
其中第二件大事就是《黨史》二卷寫的這29年。這是我們寫這29年的重要依據之一。
第二個根據就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第六條對建國後32 年歷史的基本估計，即“中國共產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歷史，總的說來，是我們黨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並取得巨大成就的歷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是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是我國今後一切進步和發展的基礎。”
《黨史》二卷所反映的29年歷史，就包括在這32年中，所以對29年歷史的總體評價，應遵循《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的精神。
鄧小平、薄一波對這個29年也有許多指示，都是我們的重要參考。
在2010年的全國黨史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的講話指出，要明確歷史的主題和主線，分清主流和支流，等等，也是我們的參考。
1950年代末“大躍進”時期，河北涿縣的土法煉焦廠。
中國新聞周刊：在二卷編寫時，對一些歷史疑難、重大問題的尺度是如何把握的？
張啟華：這29年中，我們犯過許多錯誤，有些是非常嚴重的錯誤。歸納起來主要是三條：經濟建設急于求成，所有制結構急于求純，階級鬥爭擴大化。
我認為是探索就會犯錯誤，原因第一是沒有經驗，第二是理論上的錯誤，加上頭腦發熱的主觀原因，加上國際上的一些客觀原因。毛主席活著的時候就試圖糾正錯誤，糾正雖然不徹底，但是本身是有意義的，因為人就是這樣，在摔跤中走過來的。
《黨史》二卷既充分肯定取得的偉大成就，強調不能因為犯過錯誤而否定這段歷史，不能用支流否定主流，不能以偏概全，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同時又不回避失誤，科學分析犯錯誤原因，充分發揮了以史鑒今、資政育人的作用。
二卷從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分析了這一時期犯錯誤的原因。從客觀方面講，主要是時代、環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論及實踐的失誤。例如，實踐經驗不足，國際環境的影響，以及制度方面存在的某些缺陷等。
從主觀方面講，主要是思想理論的失誤，對實踐造成直接或間接的消極影響。例如，沒有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理解馬克思主義等。
二卷特別強調這些錯誤是我們黨自己發現、自己糾正的。比如“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十年中，黨的工作在指導方針上有過嚴重失誤，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反右傾”鬥爭等“左”傾錯誤嚴重泛濫。
總之，《黨史》二卷在對待黨在歷史上所犯錯誤的問題上，堅持了以下原則：第一，不回避錯誤。錯誤是客觀存在，回避不是科學的態度。第二，不脫離當時的歷史條件，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錯誤產生的歷史背景、歷史根源和思想理論根源。第三，充分說明是黨，而不是什麼別的組織和個人，認識並糾正了錯誤。
中國新聞周刊：有人說，這29年是一部錯誤歷史，你如何看待？
張啟華：前面已經講了這個問題。我認為，這種說法不能正確解釋這段歷史。如果因為這些失誤而否定我們黨在新中國成立後至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全部歷史，或者由于這段錯誤多，就把黨的這段歷史說成全是錯誤，這既違反《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也不符合事實。
對這29年的歷史確實要有一個辯證的理解，不能簡單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胡喬木舉過兩個時期的例子說明這一點。一個是“1949至1956年之間，我們的黨確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但確實不是十全十美，也有缺點和失誤”。另一個是“前後20年‘左’傾錯誤期間，國家的經濟總的說還是發展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間也有不屬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所以，重要的是進行科學分析。
“對文化大革命要徹底否定”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呢？
張啟華：“文化大革命”是要徹底否定的，沒有任何進步的意義，所以不去肯定它。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是“左”傾錯誤的論點，曾經被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
這一理論，作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基礎，“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所以，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所說，“文化大革命”“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
但是“文化大革命”和“文革十年”是兩個概念。“文革”是這十年中發生的最大的一件事，但在這十年中，我們還幹了其他事，在某些領域也有取得的成就。比如外交、科技、經濟發展等領域。
有人認為寫成這樣就是美化“文革”，這是不對的。當然，沒有“文革”，我們會取得更大的成就。區分“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這是胡繩提出的一個觀點。我認為很正確。
對“文化大革命”要徹底否定，但研究“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十年歷史，十年間取得的成就在二卷本中要有所反映。
中國新聞周刊：黨史二卷寫作時是否參考了機密檔案？三年自然災害的死亡人口數據是如何得來的？
張啟華：檔案肯定要看，但看的目的是搞清來龍去脈，不能泄密。也有些檔案是看不到的，這沒有辦法。
三年自然災害的死亡人口數據社會上有很多爭議，就是各個部門統計的數據也有差異。國家統計局統計的是1000多萬人；有些專家統計的數據是1850萬；還有一位美國人口學專家統計的數字是2000萬。等等。我們採取的是國家統計局的，這是最權威的部門。
現在網上有人炒作，有說4000多萬的，還有說7000多萬的。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根據是什麼。
當時城市人口和農村人口的死亡比例不一樣，各個省的情況也不同。當時有6個省死亡人口最多，比如河南、貴州、安徽、甘肅、青海、四川。把這六個省死亡情況說成全國都這樣，這是不對的。三年自然災害死亡人口主要集中在農村，比如說河南信陽，確實死人很多。這跟地方領導為了政績虛報產量有關，所以說 “三分天災七分人禍”。
1978 年12月24日《光明日報》發表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 。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看待學術研究對歷史的分歧？
張啟華：隨著黨史研究的日漸繁榮，不同意見的學術分歧越來越多，這是學術深入發展所必需的。同時也不能不警惕，一些片面歪曲、全盤否定黨的歷史，進而否定共產黨領導、質疑共產黨執政的情況也確實存在。這對于社會穩定、政權鞏固是不利的。
總之，當我們回顧歷史的時候，絲毫沒有理由覺得這段犯了錯誤的歷史羞于見人，更不應該因為這些失誤而否定我們黨從新中國成立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前的全部歷史。
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90周年華誕之際，《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正式出版，係統回顧新中國成立到新時期開辟之前艱辛探索的歷程，對我們今後繼續求索的漫長道路，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記者/王全寶 文/王迪 )
